在乾隆手下当贪官污吏，绝对是拿生命当儿戏的高危行为。因为仅仅是贪腐的地方督抚，乾隆就惩治了36人，占整个清朝同类高官总数的23%。乾隆的惩贪力度不可谓不大，就是放在历朝历代中也是很罕见的。

    但是，乾隆时期又是清朝腐败最严重、官场最黑暗的时期之一，高层腐败、窝案串案层出不穷。随着乾隆在位时间越来越长，落马高官名单也越拉越长，官场腐败也越发严重，以致乾隆掀起的反腐风暴，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连乾隆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上有皇帝高度重视，下有严刑峻法伺候，达官显贵们依然前赴后继地腐败？

    一、制度逼良为娼

    反腐风，永远都只是庞大的政治体制中的一阵凉风，是繁杂的政治活动中的一项内容而已。再严谨周密的反腐法律，也只是现行“游戏规则”的组成部分之一。尽管乾隆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预防、惩治腐败，但他也推出了更多的制度，把官员们往腐败的道路上推。这些制度包括臣工贡献、皇帝出巡、议罪银、赔补亏空、官员公捐等。

    臣工贡献就是达官显贵们向皇帝进贡，在地方上任职的督抚要员们不定时地送给皇帝一些地方特产，以联络感情。这本是一种自愿行为，可雍正将其定为一项制度，作为地方督抚要员的一项政治任务。乾隆更是把地方高官进献贡品的多少、好坏、周期长短，和他们的忠诚度联系在了一起。他的逻辑是：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效忠皇上，那就要在物质上有所体现。

    于是，乾隆把臣工贡献制度严密化、系统化，增加了向皇帝进贡的大臣的范围，并且默许一些中下级官员逾制、越级进贡；进贡的周期也越来越短，之前一般是端午、万寿、元旦，乾隆朝又规定元宵、中秋等也要进贡，而且平常还要有“非例之贡”。据统计，乾隆时期各地总督每年进“例贡”183项、巡抚进“例贡”277项，这还不包括制度之外的“非例之贡”。

    进贡虽然是地方高官的私人行为，但钱却是由地方政府公款支出的。乾隆朝的闽浙总督伍拉纳就承认：“我们并不自己出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自肥囊橐。”事实上，如此频繁的进贡、如此昂贵的贡品，已经完全超出了地方督抚的经济承受能力，逼得他们不得不去违规、违法筹措资金，勒索下属、收取贿赂等。

    乾隆是个聪明人，自然知道进贡给下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他更关注封疆大吏们的忠诚度，他不在意贡品是怎么来的，只在意什么时候来、来的是什么。事实上，乾隆拿到的贡品太多，塞满了整个紫禁城，最后连仓储都成了难题。嘉庆继位后，发现“内府所存陈设物件，充禼骈罗，现在无可收贮之处”。但是，嘉庆还是继续让大臣们进献贡品。这只能理解为皇权的自私了。

    乾隆是中国古代出了名的喜欢出巡的皇帝。他在位60年，外出巡幸超过150次。客观地说，皇帝走出紫禁城，到北京之外的地方看看，有利于了解真实情况，还可以收揽人心、笼络官绅、整饬吏治等。但乾隆的出巡过于频繁，且多是游山玩水，地方官绅投其所好，不惜耗费巨资“接驾”。在富庶地区，盐商等富裕阶层或者主动捐献，或者被官府勒索，承担了主要的接驾费用；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则完全是动用公款、压迫百姓来伺候乾隆。

    议罪银，就是根据官员犯罪情节的轻重，交纳相应数额的银子来免除一定的刑罚。封疆大吏犯了错误，交纳几百两到几万两不等的银子，或者被扣发一定时限的俸禄，作为惩戒，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乾隆把这个做法制度化、扩大化了，频繁地罚地方高官们银子，甚至允许督抚们提前缴纳一笔钱“备罚”。乾隆利用地方督抚、盐运使、海关监督、织造等要职、肥缺的过失，通过公开的程序，或者干脆让亲信奴才“密谕”暗示，让犯错者、违法者主动缴纳议罪银，且金额越来越高。地方要员不堪重负，只能转嫁压力，勒索敲诈百姓、挪用贪污公款。

    议罪银制度明显有法不依，加剧了清朝官吏的腐化。有些官员曾向乾隆指出过这项制度的弊端，认为此举让贪者有恃无恐、廉者无处容身。乾隆也认为其意见“固属不为无见”，但他在位期间并未废除此项制度。后人只能将此项制度看作是皇权的自私—要知道，所有的议罪银不是缴到国库，而是进入内务府皇帝的小金库。

    府库亏空是清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导致亏空的原因很多，有官员决策失误的原因，也有自然灾害的原因，但主要还是由于官员贪污、挪用和挥霍造成的。

    乾隆时期，地方官员要进贡、接驾、罚钱，手头紧张就挪用官银，相互之间心照不宣，前后相继。大家都抱着侥幸心理，祈祷自己在任内平安无事，亏空事发在谁的任上算谁倒霉。很多人还把黑手伸向早已千疮百孔的官库，肆意贪污侵吞。乾隆时期，每一件贪污案揭露出来后，必然伴随着案犯所在衙门的巨额亏空。乾隆治理亏空的做法是“赔补”，谁造成的亏空就由谁拿钱补上，难以确定责任的就由相关的官员按照职位高低、在任时间长短“照股分赔”。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查出浙江省亏空13.9万两官银，令前后三任巡抚分赔。此举有一定的合理性，可少数几个责任人毕竟赔不上那么多钱，怎么办？只能拆东墙补西墙，转嫁压力。有的官员耗尽了做官的积蓄、祖先的遗产，变卖田地房屋；有的官员则一级级向下属衙门摊派，甚至敲诈勒索；不过，更多的官员干脆再次挪用公款，“赔补亏空”变成用官银补官银，用新亏空来补旧亏空。乾隆本人也承认此举有可能让“廉者为贪者受罚”，但还是将此举扩大化，一些在财务上的“无着款项”仍勒令相关官员赔补。

    最后说说官员的公捐。人们只知道百姓要交苛捐杂税，其实乾隆时期的大小官员也要交苛捐杂税，类似于公费摊派、强制捐款等，当时的说法叫“公捐”，即乾隆强制要求官员为某事捐钱。各级官员不得不“自请捐廉”，但钱也不是自己出，照样是转嫁压力。

    客观地说，在种种制度高压之下，封疆大吏们不可能保持廉洁，不得不勒索、挪用，把腐败的压力转移到下级官员头上，最终导致整个地区、整个系统的集体腐败。对于进入官场的任何一个人来说，独善其身只能是美好的幻想。聪明如乾隆者，早已发现了问题，可不想改变。因为除了廉洁与否，他还看重官员的其他方面，其他更重要的方面。

    二、腐败的根源在专制

    上述逼良为娼的制度是皇权的产物，只要它们还有利于维护皇权，乾隆就不会废除。因此可以这么认为：是乾隆在逼封疆大吏们腐败！

    每一个皇帝都希望自家的统治千秋永固，这也是乾隆皇帝一切行为的根本目的。

    治贪的法网再严密，反腐的“罚网”再坚固，都只是乾隆手中的工具而已。中国历朝历代，法律的基础都不是民意，而是皇帝的意志。因此，反腐受乾隆皇帝的主观意志、一时好恶影响很大。反腐要服务于皇权，服务于乾隆统治天下的整体需要。

    皇帝对臣下的要求，首先是忠诚。只要乾隆认为一个官员忠心耿耿，即使发现他有贪污贿赂行为，有时也可以容忍；相反，如果一个官员被认为“欺罔君上”、对皇权不敬，即使他略有腐败行径，也会遭到严惩，甚至被树立为“腐败典型”。

    云贵总督李侍尧挪用、勒索银两，两淮盐政高恒挪用、受贿银两，金额之大都完全够得上死刑标准。大臣们建议将李侍尧从重处理，斩首示众，但是乾隆让大臣们“再行商议”。有大臣心领神会，认为李侍尧“勤劳久著”，建议“秋后处决”。乾隆欣然同意，后来不仅没有处决，反而还让他戴罪立功，李侍尧很快就又做回了总督。而高恒是名门之后、乾隆的大舅子，可乾隆却大义灭亲，将高恒斩首示众，抄没家产。

    同样的罪行，为什么一个善终一个惨死呢？因为李侍尧贪污、勒索钱财的罪行，乾隆没有感受到，在他看来那仅仅是一纸描述而已；而李侍尧的老实听话、认真办事，乾隆是深有感受的。至于高恒，他在办理乾隆南巡之事的时候挪用了“交官项内巨银”，事情牵涉到乾隆本人，让皇权尊严受到了损害，因此只有一死。

    其实，只要还有一个人站在朝堂上，就意味着乾隆朝的反腐工作是失败的。这个人就是和珅。只要有和珅在，很多案子的线索查到一定地步就会断了，因为很多腐败分子都得到了和珅的庇护；只要有和珅在，就大长腐败分子的志气，打压反腐行动的底气。和珅的存在，注定了乾隆的反腐不彻底，不会成功。

    但是，乾隆并不这么看。天下太平、社会稳定和一批腐败分子被惩处，让他志得意满。乾隆当皇帝的时间长了，就开始给自己拼凑“十大武功”，要当“十全老人”。他听不进忠言，容不得臣下有一点不同的声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礼部侍郎尹壮图上疏指出：“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尹壮图这话，基本上否定了当时的官场，明显是给乾隆盛世抹黑。果然，乾隆看后大怒，以“挟诈欺公，妄生异议”罪判尹壮图斩立决。后来，乾隆为避免成全尹壮图“忠谏”的美名，又免去其死罪，仅以降职处分。如此一来，乾隆的反腐更是盛世的点缀了。

    反腐失败的根子在乾隆身上，源于他自私的思想，系于皇权。只要专制皇权存在，不正常的君臣关系、上下级关系和考核制度就不会改变，逼良为娼的制度就不会取消，腐败就将长存。

    三、当反腐沦为权力工具

    乾隆时期，每隔两三年，朝廷都会有一次雷厉风行的反腐大行动，都会揪出一两个巨贪和反面典型来。据说，这是乾隆授意、和珅揣摩配合的结果。

    外省封疆大吏，如果不定期给和珅孝敬，几乎没有能长期做官的，而贿赂最重的人，和珅往往破格提拔，授予高位。为了孝敬和珅，也为了能晋升，底下的官员们不得不腐败敛财。等到这个人贪声日著、臭名远扬了，和珅就将他定为反腐对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查抄他。

    浙江巡抚王亶望被朝野公认为“和相第一宠人”，权势一度炙手可热。可王亶望在浙江巡抚任上时，被乾隆公开下诏、和珅亲手查办了，成了乾隆、和珅“反腐周期”的一个牺牲品、一大反面典型。

    于是，老百姓有理由相信，来自乾隆的周期性的反腐败行动，极有可能是皇帝控制文武百官的手段。如前所述，腐败已经成为乾隆朝制度性的、全局性的问题，每个官员都不能保证自己是绝对清廉的。皇帝可以随时以反腐的名义将官员惩办，并将此作为悬在官员头上的一把利剑。结果，官吏们对皇帝的反腐行为战战兢兢，不得不刻意效忠、讨好皇帝来保障自身安全。而皇帝高调的反腐行为惩治的通常都是没有多大权势的中低级官员，或者是自己讨厌的、已经失势的高官，这也坐实了人们的猜测。和珅在乾隆、嘉庆父子时期境遇的反差，就是很好的明证。同样，人们将官府的许多反腐行为也理解为内部的权力斗争。

    只要公权力还能获利，腐败现象就不会绝迹；只要没有制约的君主专制体制还存在，大规模的腐败就不会消失。当反腐沦为权力的工具，就没有真正的反腐可言，腐败就会像癌细胞一样在政治体制乃至社会躯体中蔓延、恶化，侵蚀财富和世道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