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常从一个人的“志”与“量”是否相称，来评估其政治生涯的最终成败。傅嘏曾警告钟会：“子志大其量，而勋业难为也，可不慎哉！”王澄评价王玄：“志大其量，终当死坞壁间。”终了皆如二人所料。

    志向远大而器量狭小的人，往往行动的动力很强而周旋的空间很小，所以容易失败。“这些道理，以古观今，也是相通的吧”。

    关于王玄的史料很少，我们就拿钟会作例子。

    一个自我期许很高的人，若不是街头醉汉，必有一定的凭据。拿钟会来说，有几点是常人所不及的：一是门第高贵，他父亲钟繇官至太傅，位于政治最高层；二是机敏多才，自幼就受到许多大人物的赏识（钟会的书法在唐代还有流传）；三是在司马氏集团夺取朝政的过程中，建立了许多功劳，成为司马氏倚重的亲信。这使得钟会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以为没有什么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伐蜀之战是钟会一生的高潮，也是他彻底失败的陷阱。

    景元三年（262），钟会受司马昭之命统兵十万，进伐蜀国。大军出动不久，他先杀了先锋许仪，意在借此立威。许仪是名将、勋臣许之子，颇有声望。这样的人也不是一定杀不得，但总要有合适的机会和充分的理由。钟会加给许仪的罪名，是他身为先锋，没有做好架桥铺路的工作，让自己在过桥时马蹄陷入坑中，差点出事。因细小的缘故、个人的不快而诛大将，这就给将士以任性和刻薄的感觉。主帅失信于大军，就从这里开始。

    钟会率军攻打剑阁时被姜维绊住，双方主力纠缠在一起，而邓艾所率的一支规模小得多的军队得到机会，冒险奇袭，直捣成都，蜀主刘禅出城投降。姜维无可奈何，归降了钟会。邓艾居首功，钟会深感不快，便向司马昭密报邓艾居功自傲，想要谋反。司马昭此时不想得罪拥有重兵的钟会，同意让他收捕邓艾，用囚车解押回朝。此事明明出于私利，要让人信服是很难的，军中不安的情绪进一步增长。

    这时钟会所掌握的魏军和蜀地降军加在一起有近二十万之众。他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辉煌和巨大的能量，想要尝尝凌驾天下的味道；万一不成，总还可以割据蜀中做个刘备。此时姜维的念头是利用他制造混乱，寻机恢复蜀政权，便竭力诱惑他造反。于是钟会心动了。实际上，蜀军新降，不可能真正归心于他；魏军久战，将士一心想要回家乡，也不可能甘心跟着他造反。看起来很热闹的一支军队，其实不过是个幻影。

    钟会继续犯下错误。他在决定造反之后，担心手下诸将不肯尽力，借口开会把他们统统关起来，严加看守，然后派自己的亲信代领诸军。军中统属关系都有一定的历史渊源，这么乱来必然酿成巨大的混乱。

    只需一个点火的人，钟会也给自己准备好了，就是卫将军胡烈。在密告邓艾谋反时，钟会是同胡烈联名上书的，这意味着他们在利害关系上已经紧紧绑在一起了。但钟会连胡烈也信不过，把他也关起来了。胡烈极为愤怒，而作为深知钟会的人，也明白处境的凶险。他得到机会传信给自己的儿子，让他散布一个恐怖的谣言：钟会已经派人挖好了一个大坑，将要处死所有中级以上的军官，一股脑堆埋在坑里。

    胡烈的儿子胡渊发动了哗变。这个十八岁的少年能有多大号召力？关键是全军愤怨，人心不可收拾。结果钟会和姜维俱死于乱兵之手。

    也许钟会死到临头也不明白自己失败的原因：他太聪明，自视太高，胸襟狭隘却敢于行事，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司马昭的夫人说他“见利忘义，好为事端”，不宜托以重任，司马昭却觉得这没有什么关系。在很多人看来，“志大于量”的人到处风光风光、写写毛笔字也就罢了，谁教他爸是太傅呢？真要干什么大事，这种人的失败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