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是中国史上职场机会最多的时期，因为这时期正是中国诸多制度的创立期和成长期，新业务层出不穷，给人才的涌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要么会搞外交、要么会打仗，要么会出使绝域，朝廷都搜罗起来量才叙用，英才们不愁找不到好工作。

    然而，如果你在那个时代不幸学了一门冷门专业，不要说打仗和出使，连杀只鸡都嫌太血腥，你怎么才能在那个时代出头？

    秦汉之际的学者叔孙通提供了一个好的案例。

    沸腾的时代 冷门的专业

    儒家继承人忍受漫长的职场寒夜

    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相对于儒家专业而言，可算是一个相对较冷的时期。孔子是圣人，但圣人不是会计师资格证，跟就业创业没什么关系，他在列国之间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到心水的工作；吴起和李斯是一流的经理人，其导师也分别是儒家大师曾申和荀子，但吴起经理和李斯经理本人为了适应市场，其儒家色彩已经很薄，甚至李斯被当成法家人物。

    给各大诸侯国当掌柜，做经理人，其业务考核也是数据化的，夺多少城池，斩多少首级，都列入考核范畴，而儒家专业讲究的是慢慢打磨，因为孔子重教化，而教化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么长的时间，黄花菜都凉了，谁等得起，有些诸侯国可能等到半路就灭亡了。不能在短时间内使业务有大起色，因此，儒家成为热时代的冷专业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这么一位儒家专业的教授，名叫叔孙通，其导师是孔子的后裔—孔鲋，师徒两人坐了很长时间的冷板凳。孔鲋也自认自己传授的这门功课很冷门，曾经公开说：“吾为无用之学。”估计“冷”得熬不住了，于是对叔孙通同学说：“你还是去找份工作吧。”做学问不是为了找工作，但做学问的人总得有份工作，于是叔孙通首先离开了冷板凳，在秦帝国谋了一份职业：待诏博士。秦始皇虽然一面坑儒，但另一方面还是给儒士工作的机会，似乎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惨，其实坑的主要是不务正业的方术之士。

    没多久，陈胜吴广起义，孔鲋也离开了冷板凳，投身诛灭暴秦的事业，以至于为时代殉身。恩师已逝，重振本门学科的重任，就压在叔孙通的肩上了。

    然而，那时候的叔孙通，不要说“振”儒家，就是连自己都“振”不起来，为了保住饭碗和性命，还不得不在老板面前说瞎话。陈胜吴广起义，消息传到咸阳，老板秦二世问大伙：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办？大伙都说：赶快发兵去镇压。这是一句大实话，但老板就是不爱听。什么叫实话？有时候可以解释为实在很难听的话。

    秦二世接着问叔孙通，叔孙老师是个大滑头，说：没事，一撮小毛贼而已，几个地方捕快就能解决的治安案件，皇上您着什么急啊？这话老板爱听，秦二世一高兴，就封他为博士，还发了奖金：二十匹帛，一袭时装。

    老板高兴了，学生们却不高兴了，叔孙教授遭到学生们的围攻：老师，怎么你成了阿谀奉承之徒—“先生何言之谀也”。叔孙通大汗淋漓地做解释工作：对不起，同学们，老师给你们丢脸了，不过请理解一下老师在虎口逃生的感受—“我几不脱于虎口”！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这话谁说的？有点不切实际，生命才是最可贵的，老板混账，公司糊涂，那么没有必要把自己搭上去，不如先留得青山在。学者也要讲究生存智慧，叔孙通教授当夜就打点行李，赶紧离开了秦帝国，另就高明。

    扮演与自己审美趣味不符的角色

    叔孙通教授逃离咸阳后，先后数次跳槽：先给项梁打工，项梁没了，就给楚怀王打工，楚怀王走了，就给项羽打工，转了几家公司，最后稳定下来：给刘邦打工。

    刘邦爱人才，但并不爱儒才。刘老板经常拿着儒生的帽子当尿壶使，看来儒在当时不只是受冷，简直是受辱。跟叔孙通同时代的郦食其去见刘邦，面试前还嘱托介绍人：可别说我是儒生，就说我是“狂生”。

    叔孙通为了得到老板青睐，不得不学郦食其，从改变自己的形象入手，而改变形象的最佳手段是改变着装。儒生的长袖宽袍造型在汉公司不遭待见，于是叔孙通改成清凉爽快的具有楚国风格的短装，这一改观果然有效：“汉王喜”。老板高兴了，后面推行业务就有时机了。叔孙通就这么穿着短衣服等时机，尽管这套时装与自己的审美趣味完全不符合。

    从发展的眼光而言，没有哪一门学科是永远的冷门学科，只要能成为学科和专业，就说明是人类所需，“冷门”是一时的状态而已，只不过需要等待。时机在等待你，你也在等待时机。

    但叔孙通过于冷静的表现会给人留下过于冷漠的误会。楚汉战争期间，叔孙通在汉公司做事，每次推荐人才，从不提自己的学生，却总是推荐一些鸡鸣狗盗之徒，这又引起学生们的强烈不满，于是质问老师为什么吃里扒外，叔孙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同学们，冲锋陷阵当战斗英雄不是你们的特长，还请等一等，我会惦记着大家的—“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根据社会需求把冷门变热门

    就业与创业，光是等待还不行，还得有筹划—就是筹划你的专业与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或者说专业与行业的交集。这个公约数和交集在哪里？就在社会的需求与你专业可提供的服务，而后可以根据社会需求来改造自己的专业。

    叔孙通看到了当时的社会需求在于：汉初功臣没有老板和员工的区别概念，功臣们一喝高了，就“饮酒争功”，“拔剑击柱”，害得刘邦没有半点当老板的成就感。当时的社会急需一套管用的礼仪，而叔孙通的专业就能提供这样的服务，儒家正好是最重视礼仪的。

    接下来的就是根据实际需求来提供可行的服务。刘邦把这个制作礼仪的课题交给叔孙通教授时，还是蛮疑虑的，问：“得无难乎？”有没有困难啊？叔孙通说：老板，没事，包在我身上了。

    叔孙通从礼仪的发源地—鲁，召集了三十多位同行，还动员自己的百来号学生，组成一个专题项目小组，对自己的专业学科进行了改造和简化，开发出一套简易儒家礼仪操，或者说是儒家礼仪普及版。

    在正式推出之前，他还搞了一次路演，特请刘邦观摩，得到刘邦的首肯之后，才于公元前200年在汉宫廷进行大型的操练。

    结果如何？刘邦的一句话可以看出分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成功地用礼仪使汉公司各个阶层得到明显的区分，这就是叔孙通的专业与汉初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和交集。产品成功了，项目小组的成员当然都要分享由此带来的政治经济效益，叔孙通为人很公正，他向老板刘邦推荐了项目小组的全体成员：“同学们跟随了我很多年，希望能给他们一个好安排。”果然，刘邦对他们都做了令人满意的工作安排。不仅如此，叔孙教授还把汉公司发给的奖金全部分给项目小组的专家和学生。

    对于叔孙通教授在现实与传统之间所做的妥协，司马光是很不以为然的，他认为叔孙通是拿了一堆垃圾糟粕，去向时代“取宠”，结果导致真正的儒家礼仪失传。

    其实，文化不等同于生存资本，但传播文化的人需要生存资本，面对生存的压力和发展的需求，手里的文化产品到底是用来换面包和职位，还是封存在博物馆里，对两者的选择没有任何一个是完全正确的。也许，我们的文化会赋予不同的人不同的使命，有些人的使命在于保存，有些人的使命在于改造和普及，或许在普及当中会产生新的文化。

    因此，我们对于保存文化者，要多一分敬意；对普及文化者，要多一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