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若璩所撰的《尚书古文疏证》在中国文学史有着深远的意义，它是第一本通过较为完备的方法考证《古文尚书》为“伪”的著作，据说全书论据高达128条。自东晋梅赜献带有《孔安国传》的《古文尚书》后的几百年，很少人有质疑者。清康熙年间的阎若璩年仅20岁的时候，就开始质疑《古文尚书》的真伪，他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便博览群书，自其对《古文尚书》提出质疑后，便四处搜集材料以验证其怀疑的正确。

    据记载，阎若璩共运用了八种方法进行考证。用以考证的材料涵盖各个方面，比如以历代图书目录的著录情况及典籍本身的源流演变证伪，以考证典籍所在史事证伪等等，因而对《古文尚书》的考证十分全面，说服力也更强。据现今学者研究，他采用了四点考辨原则，即亲见性原则、时代先后原则、作者权威性原则和记述一致性原则。从文体、文例、语言风格与时代不符等方面全面考证《古文尚书》，考辨之详细、论证之缜密远超前人。

    同时，阎若璩还独创了一种考据方法，即“由根柢而之枝节”之法，简单说来就是通过论定结论是否正确以推断条件的真伪，这一方法准确性更高，因而阎若璩也因其辨伪思想和方法成为清代考据学的主要奠基者。他所撰的《尚书古文疏证》一书，为后世乃至当代的辨伪工作树立了典范。

    宋代以降，《古文尚书》的真伪成为学者们争执的焦点，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一出，剥掉了伪《古文尚书》的神圣外衣，受到了清代学者们的高度赞扬，黄宗羲曾评价道：“余读之终卷， 见其取材富，折衷当…皆足以祛后儒之敝，如此方可谓之穷经。 ……仁人之言，有功于后世大矣。”《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纪昀也曾评价《疏证》的学术地位：“反复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 从深远意义来说，阎若璩的辨伪学打破了自古以来经典神圣不可侵犯的认知，使得“尊尚”的风气得以扭转，因而有人云阎若璩始“渐开学者疑经之风。

    但是，现今也有研究者对阎若璩的辨伪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所谓的八种辨伪方法实在歪曲事实，这主要是从阎若璩使用的证据而言，认为他的大部分都似是而非，不能成立，更多不是合理的推断，而是主观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