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刘启是汉文帝的第四个儿子，他的三个哥哥先后死去，所以他得以继承帝位。作为皇帝，他是“文景之治”这一治世的完成者，其历史地位非常突出。其实，在他当皇帝期间，地震、飓风、旱灾、蝗虫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把一个文帝开启的“治世”延续下去，他个人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一代君王，他不像他的父亲一样谨言慎行，曾失手打死过自己的堂兄弟，间接导致吴王刘濞起了反心；曾失言要立兄弟梁王为下任皇帝，导致了梁王胆大妄为。然而，景帝却遵循了父亲文帝的一些大政方针，重视经济发展、体恤百姓、宽刑薄赋。同时也沿袭了文帝节俭、亲为、爱护百姓的一些优良品质，的确无愧于“文景之治”的名号。

    还是在刘启当太子的时候，吴国太子刘贤进宫朝见皇上，陪同刘启喝酒、下棋。刘贤在棋盘上争强好胜，态度很不恭敬。刘启拿起棋盘砸向刘贤，刘贤当场死了。尸体送到吴国，吴王刘濞非常愤怒，说：“大家都是姓刘，既然死在长安就该埋在长安，何必送回吴国埋葬！”竟然把尸体又送回了长安。因为这件事，吴王刘濞从此不遵守藩王礼节，借口身体不好不再上朝，并由此有了反叛之心。因为文帝赐给他几案和手杖，体谅他年老，可以不再参加朝觐，也就是免了他的罪，刘濞的反心才没有付诸行动。

    应该说，这件事不是刘启有意而为，他和刘贤没有仇恨，也不存在竞争关系，没有置之于死地的理由和动机。从汉文帝处理这件事情来看，也是把他当做一件意外事情来看待的。这样说来，刘启这次打死刘贤，算作是一次失手吧！

    汉景帝三年（前154），梁王刘武前来朝拜。这个时候，汉景帝还没有指定太子，他在和梁王喝酒时，很随意地说了一句：“等我去世后，就把皇帝的位子传给你。”梁王尽管知道这是醉话，做不得数，当场推辞了，心里却很高兴。这酒是在母亲窦太后宫中喝的，景帝和梁王都是窦太后的儿子，老太太也很高兴。詹事窦婴却不干了，拿着酒杯向景帝敬酒，说：“天下是高祖的天下，父亲传位给儿子，是汉朝的规矩，陛下怎么能将大位传给梁王呢！”景帝自知失言，只好喝酒自罚。尽管这件事以后没有实施，景帝仍然立了自己的儿子当太子，梁王却骄横无比，此后竟然使用天子的旌旗，出行清道戒严，其仪仗的规模阵势甚至比皇帝还要气派。窦太后这个老太太却不管这个，她没有忘记传位这件事，当栗太子被废的时候，又提出来了。窦太后提出这件事情是在酒宴当着很多人的面提出来的，景帝没有当场违拗，只得跪下来挺直身子回答说：“好！”他把这事交给大臣们众议，结果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这事儿才算挡过去。这个梁王虽然没有当上皇帝接班人，却把怨恨洒向了反对的大臣，竟然胆大包天，派出刺客刺杀了十几位大臣。

    应该说，这是汉景帝一次严重的不能再严重的失言了。

    然而，汉景帝却没有改变汉文帝时期的一些大政方针，文帝一些优秀品质和好的做法在他这儿也得到了继承，整个天下还在“治”的轨道上运行发展。

    其实，汉景帝时期，自然灾害频频发生。景帝二年（前155），衡山国境内发生冰雹，大的有五寸，地面深的地方有二尺厚。六年（前151），冬天打雷，天空下了好几天的雨。中元年（前149），发生了地震。衡山又下了大冰雹，大的有一尺八寸。中元三年（前147），这年不但发生了地震，紧接着发生了旱灾，秋天又发生了蝗灾。中元四年夏季，发生蝗灾；中元五年水灾、地震。中元六年，春末大雪。后元年五月发生地震，这次的地震可能震级较大，史书记载说是持续了二十几天，可见是余震不断，城墙都震坏了。后元二年，春天发生地震，秋天发生旱灾。在这种情况下，汉景帝注重减轻农民的负担，制定鼓励重视农桑的政策，自身简朴，经济社会还是很好地得到了发展。

    汉景帝正式即位，当年就下诏恢复征收一半田赋，也就是恢复汉文帝时期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减免了一半的田赋。第二年又下令男子二十岁开始服徭役，要知道，当时男子十六岁就举行“冠礼”，也就是成人仪式，二十岁才服徭役，这四年也是一种劳役的减免。后元二年，因为收成不好，景帝下令禁止内地郡县用粮食喂马，违禁的将马匹没收。同时还身体力行，亲自耕种，并让皇后也亲自采桑，为天下表率。我们由此也会想起，汉文帝开始的皇帝“亲耕”，到了景帝这儿仍然得以延续。

    汉景帝非常注意宽刑轻罚，刚当皇帝（前156年）不久，就下达了大赦令。前元三年（前154），第二次颁布了大赦令。此后又于前元四年（前153）、中元元年（前149），中元五年（前145）、后元年（前143），四次颁布大赦令。汉景帝在位十六年，六次大赦，这也是扫除秦朝弊政的一个具体措施吧！除了这些常规的大赦，他还在前元三年对参与“七国之乱”的人全部赦免，使全国迅速恢复了安定的局面。汉文帝时期曾经废除了肉刑，但在实施过程中却有变相杀人的嫌隙。如原判斩左足的改判鞭笞五百，原判处劓（音yi，割掉鼻子）刑的改为鞭笞三百，这些人很多都被鞭打致死。汉景帝在大赦令一个月之后又下诏，将鞭笞刑减轻。后来于中元六年（前144），再次减轻，并规定了具体的行刑办法，此后受鞭笞刑的人得以保全性命。后元年，景帝又下诏，对于案情复杂的案子，应呈报主管官员，直至呈报给廷尉。如果复审发现原判不当，原判不承担责任。这就是说，他除了自己带头宽刑轻罚，还给执法人员解除了后顾之忧，让他们也务必从宽。

    如果说汉景帝没有大的失策，可能会有争议的就是他的削藩。史家在说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认为削藩不对，而是说晁错的削藩建议激进，不稳妥。吴楚等国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反叛中央，当晁错被杀之后，仍然没有罢兵。当时就有人看出了这一点，说：“吴王想造反已经有十几年了，其实本意不在晁错。”说到底，随着刘姓代代下延，分支渐远，亲情渐疏，血缘渐淡，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私欲膨胀，逐渐要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诸侯王，已经成为大汉王朝的祸患。中央要加强对全国的控制，消除隐患，削藩是必然之举。叛乱平定以后，汉景帝采取了正确的处置方式，天下很快安定下来，如果说有失，也算不上是大过错。

    正是由于汉景帝遵循了其父文帝的大政方针和基本作风，所以才在前后五、六十年间引导了天下淳朴之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库充盈，人民生活富足。也正是保持了文帝时期政策的连续性和做法的连续性，才会被后人将他和他的父亲文帝连在一起，称之为“文景之治”。所以说，汉景帝失手、失言，但在大政方针上不失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