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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嘉庆的宫殿里究竟藏了多少宝贝?
2017年11月09日
来源: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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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书画界也如武侠世界有本绝世武功秘笈的话,故宫的《石渠宝笈》绝对是那种一露面就能让整个江湖倾巢出动的一本。

    2015年9月8日,北京故宫博物院推出《石渠宝笈》特展,全国众多的收藏迷无比激动,本就拥挤的故宫,更加人满为患。有人跋涉千里而来,一参观就是一整天,有人甚至为一睹珍品,排队长达9小时。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石渠宝笈》是什么玩意?为何如此让人疯狂?其实,它是乾隆、嘉庆年间皇宫所收藏艺术珍品的一份底单。有了它,人们才真正知道乾隆、嘉庆的宫殿里究竟藏了多少宝贝?故宫的这次展出,不仅别出心裁,更下足血本,真是一次“抖家底”式的展览。

    最大收藏家的苦恼

    对于普通的收藏者来说,若偶然得了一个好宝贝,一定是展示给好友或贵客,其余时间,会秘藏不宣。可若收藏到一定级别,心态可能发生一些改变。对乾隆来说,正是如此。

    乾隆对艺术的痴迷与苦恋,似乎很难为常人所想象。在历经康熙、雍正的苦心经营后,乾隆时期的大清朝,国势强盛,国运昌隆,让这位皇帝有了搞文艺的本钱。他自己便是诗人、书画家,生平所爱,就是搜罗天下珍藏。

    在乾隆看来,这些字画古玩是人生难遇的恋人,为她们金屋藏娇,也是人生的幸事。当他收集到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后,便将这三件书法瑰宝放在养心殿的暖阁中,将其房间改名为“三希堂”,以便平时赏析临摹。

    乾隆的艺术藏品有多少呢?这恐怕是一个难以估算的问题。仅就瓷器而言,最近几年,以超过亿元天价拍卖的乾隆朝瓷器,就有不少,如乾隆粉彩镂空转心瓶、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等。当然在乾隆眼里,这些如今的天价宝贝,应是平常之至。甚至连有年头的宝贝,可能乾隆爷也不放在眼里。

    2014年,一件明成化斗彩鸡缸杯,拍出2.8亿元之多,在拍卖市场上出尽风头。乾隆当年却留下这样一首诗:“朱明去此弗甚遥,宣成雅具时犹见。寒芒秀采总称珍,就中鸡缸最为冠。”可见,他只是将其看作一个不错的杯具而已。至于乾隆收藏的字画,放在今天,其价值肯定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数字。

    今天收藏家们的苦恼,或是缺钱收购,或是有钱无货,对乾隆来说,最大的苦恼,却是难以统计,难以甄别。到底自己手上的哪些东西是好东西,哪些宝贝值得留给后世珍藏?为了搞清楚这两个问题,乾隆派人造册登记,于是就有了《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两大巨著。所以说,这两个集子,在最初编修时,不过是乾隆对自己书法和绘画藏品的一个登记与说明而已。

    不登记不知道,一登记吓一跳。《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自乾隆八年(1743年)开始编修,历时70余年,才将清宫所收的字画古玩,基本清理完毕。《秘殿珠林》收集的作品主要是宗教主题字画,而《石渠宝笈》则题材广泛、种类繁多。

    《石渠宝笈》共分三部,有初编、续编和三编,分别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和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石渠”取自汉代未央宫中的“石渠阁”,为当时皇家的藏书之所。乾隆以此名表达了对古代文化传统的景仰和追溯。整部书中,收录清宫所藏书画精品数万余件。最难得的是,对藏品的价值进行了严格鉴定,分为上下两等,将精品挑出,列为上等,详细登记。如此一来,《石渠宝笈》就从简单的“管家簿”,变成后人整理书画艺术的珍贵史料,可谓种豆得瓜。

    今日的收藏家对《石渠宝笈》格外重视,拍卖会上只要出现登记在册的藏品,往往就是天价。

    艺术路上的知己

    2015年9月,故宫延禧宫,古代字画珍品布置一新,静静地等待参观者。

    乾隆对传统文化的爱好与推崇,总是跟其政治苦心纠缠在一起。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在谈到续编《石渠宝笈》的用意时,他特别强调,这些书画不是玩赏的对象,而是教导百姓的教科书。“是岂可与寻常墨迹相提并论,以为几暇遣玩之具哉?”无论是组织编修《四库全书》,还是《石渠宝笈》,乾隆都是为了统一文化传统,为子孙统治的长治久安而考虑。

    《石渠宝笈》的编写者,都是乾隆极为信赖的文人。初编的主要作者有张照、梁诗正、励宗万等。乾隆跟这些大臣们反复研讨,仔细核定每幅字画的品级,交情十分深厚。其中张照更得乾隆青睐。

    张照是康熙年间进士,本有罪在身,后经乾隆特赦,专门从事书画收集与整理。他的书法造诣很深,初学董其昌,后多有创新,为“馆阁体”代表。《石渠宝笈》初编修完后,乾隆非常高兴。可惜不久,张照就在奔父丧途中病逝,乾隆十分悲伤,觉得自己少了一位艺术路上的知己。

    乾隆十一年(1746年),《石渠宝笈》的另外一位编者励宗万因收受贿赂,被人举报。乾隆对此十分恼怒,在上谕中特别提到,励宗万之所以敢如此大胆,所依仗的就是在编修《石渠宝笈》中跟皇帝积累的友情,“在懋勤殿行走编辑,朕或召见,讲论书籍,励宗万遂恃此虚张声势、纵放自恣。”不过最后处罚时,乾隆还是很给面子,将励宗万赶出内廷,送回原籍而已。

    受励宗万事件的牵连,其他参与编修者,如张若霭、裘曰修等也先后离开内廷。张若霭来头很大,他是雍正最宠爱的大臣张廷玉的儿子,当年科举本来考了第一名,应该授予状元,但张廷玉觉得受恩太重,反复恳求,要求退出三甲之争,放弃了状元的身份。从编修人员的地位,就能看出乾隆对《石渠宝笈》的重视。《石渠宝笈》初编修完后,乾隆并未将编修人员解散,而是留在身边,不时讨论。

    到了修《石渠宝笈》续编时,乾隆又召集了当时最优秀、最能干的文人参与。其中王杰是状元出身,书法精湛;著名儒学名臣阮元也被增补进这个班子。另外一位重要成员彭元瑞,甚至因为《石渠宝笈》躲过一次人生中的劫难。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他家侄儿犯罪,他因知情未报,遭人举报。乾隆对此大怒,将其撤职查办。但没多久,乾隆考虑其编辑《石渠宝笈》续编有功,又将其重用。

    修撰《石渠宝笈》是一件非常浩大的工程。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二月,《石渠宝笈》续编完成,乾隆下令抄写5份,分别放在乾清宫、宁寿宫、圆明园、避暑山庄和盛京(今沈阳)。仅这项工作,就从翰林院里选出了20名书法出众的官员,花了整整10个月的时间,才基本完成。另外,乾隆还派八阿哥、十一阿哥、十五阿哥及刘墉、纪昀分别监督校对。

    因权而聚,因权而散

    尽管宫阙重重,藏品却越来越无地可放,这是乾隆收藏时的又一苦恼。乾隆晚年,愈加贪婪,扩大了进贡官员的身份。以前只有督抚等一品大员可以进贡,后来布政使等二品官员也可以进贡。不仅如此,连要什么不要什么,乾隆都有明确旨意。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皇帝专门颁布上谕,告诫各省督抚,“如宝座、屏风,各宫殿皆有陈设,不便更换,即佛像亦属过多,无处供奉。”

    上位者如此,官场贪污可想而知。各地官员千方百计搜罗奇珍异宝,运到京城。嘉庆帝继位后,发现内宫中各地所搜刮来的物件,已无处可放。

    不过,客观地讲,乾隆是真心喜爱艺术,也能做到爱屋及乌,替艺术着想。他先后将收藏的众多碑帖,以《三希堂》《墨妙轩》为名,临摹送给大臣,不过碍于当时技术条件,传播极为有限,真品始终藏在皇宫之中。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皇帝曾下令让大臣于敏中等将宋《淳化阁帖》考证刊刻,以求嘉惠学林。

    乾隆靠权力手段收集的大量艺术珍品,短时间内云集宫中。不过,因权而聚,因权而散。伴随着清朝的覆亡和政治的波谲云诡,《石渠宝笈》中的大部分藏品也颠沛流离,四处流散。

    以乾隆最钟爱的三希堂三大帖的命运为例。末代皇帝溥仪出宫时,敬懿皇贵妃将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带出宫外。它们被辗转多手,于1950年出现在香港文物市场。周恩来等人果断出手,将其重金购买回国,成为故宫珍藏。其中《伯远帖》,更是今日《石渠宝笈》特展的重头所在。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则随国民党离开大陆,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镇馆之宝之一。

    正是这些珍品的流散,才使得《石渠宝笈》愈显重要,只有用它按图索骥,我们才能一件件追回昔日的瑰宝。《石渠宝笈》扮演了一个品牌鉴定的关键角色。曾有人说,没有进入它的法眼,就很难说是古代艺术珍品,更别说有不朽的艺术价值了。这种说法虽然略显夸张,但也有一定道理。

    这次北京故宫的《石渠宝笈》特展,除了被众人瞩目的《清明上河图》和上文提到的《伯远帖》之外,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宋代赵昌的《写生蛱蝶图卷》、明代徐渭的《梅花蕉叶图》等国宝级珍藏也一并露面。

    艺术是时代文化积累的精华,收藏是百姓生活安康的浮标。当故宫亮出家底,立体展示我国古代艺术文化的辉煌时,人们自然蜂拥而至。在等待、拥挤之余,驻足在《清明上河图》前,还是有欣慰、兴奋之感的,毕竟近距离亲眼目睹国宝风采,这种机会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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