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版权保护，在我国历史上一直不受重视。我国第一部版权法是《大清著作权律》，1910年由晚晴政府颁布，比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英国的《安娜法案》整整晚了200年。不但内容极为简单，而且没有真正实行过。直到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法》，才对私自翻印、出版他人著作或假冒他人名义出版者给予罚金50元到500元的处罚，有了一定的版权保护意识。1928年国民政府又颁发《著作权法》，其中第23条明确规定：“著作权经注册后，其权利人对于他人之翻印、仿制或以其他方法侵害其利益，得提起诉讼。”鲁迅请律师状告李小峰，就是因为有这个第23条。只要李小峰承认拖欠鲁迅的版税，那么鲁迅就会胜诉。经过与律师商量，鲁迅决定在1929年8月25日正式提出起诉。

    知道鲁迅要把自己告上法庭后，李小峰既吃惊又有些紧张。吃惊是他没有想到鲁迅会不顾老师身份要和他这学生打官司。紧张是因为他很清楚，拖欠鲁迅版税的事情如果被媒体公开，对北新书局会很不利。当时北新拖欠不少人的稿费，如果鲁迅这官司打赢，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北新肯定招架不住。李小峰急忙写信给鲁迅要求和解，随信又附上一笔版税。结果不但这钱被鲁迅退回，就连当面商谈的请求也被拒绝。无奈之下李小峰只好贸然登门，请求和解。但鲁迅的态度很明确，就是八个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之前我当老师的给你几次写信你都不回，现在要打官司了才想到登门认错，晚了！请看鲁迅在写给朋友信中的说法：“老板今天来访我，然已无及。因为我的箭已经射出了”。而且很有意思的是，鲁迅还在信中这样调侃自己：“近来忽于打官司大有趣味，真是落伍之征。”原先有人攻击鲁迅是时代的落伍者，如今他自称“落伍”，但心情显然是轻松愉快的。

    李小峰眼看事情无法收拾，只好向鲁迅的老乡郁达夫求救，他知道在鲁迅的朋友圈中，如果有谁的话鲁迅还能听进去也就是郁达夫了。当时郁达夫因事回到杭州，应李小峰的请求火速赶回上海。不过鲁迅坚持要法庭上见，所以两次写信拒绝郁达夫调解。直到郁达夫登门拜访，说如果私下解决对大家都好，而且李小峰也一再表示愿意马上归还拖欠的版税。最后律师也认为可以先调解，如果不成再告上法庭。这样鲁迅才答应先庭外调解试试。

    经过商定，私下调解时间定在1929年8月25日下午，地点就在鲁迅所请的律师家里。出席协商的除当事人鲁迅、李小峰、协调者郁达夫外，还有双方的一些亲友算是证人。事实上整个协商过程比较顺利，因为李小峰承认确实拖欠鲁迅的版税，数目也和鲁迅自己推算的差不多，并且答应尽快归还。于是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内容有三条：第一、北新拖欠鲁迅的1.8万余元版税，分10个月付清，后来实际上是20个月才付清；而在这之后北新每个月付给鲁迅版税400元；第二，北新书局所持有的鲁迅著作的旧版由鲁迅收回，这意味着没有鲁迅的同意，北新书局不能再出版之前鲁迅的所有著作。第三，以后北新如果再出版鲁迅的新书，每一册都必须加贴上鲁迅提供的印花。这样鲁迅就可以掌握书局的实际印数，作为收取版税的根据。总之，由于李小峰等于满足了鲁迅的全部要求，鲁迅最后同意撤销起诉，在书信中流露出比较满意的心情：“小峰说年内要付我约万元，是确实的，但所谓‘一切照’我‘的话办’，却可笑，因为我所要求者，是还我版税和此后书上要贴印花两条，其实是非‘照’不可的”。当然，鲁迅在具体处理上还是宽宏大量，例如他只是要求书局支付所拖欠版税，并没有提出什么精神赔偿费或者索要拖欠款项的利息等。而且在李小峰表示一次付清确实有困难后，也答应可以分期赔付。

    对于鲁迅与北新的这一版税纠纷，上海甚至外地的文化出版界都非常关注，一是因为鲁迅的身份和名望，二是很多职业写作者当时也常遇到被拖欠版税情况。这些人虽然不能像鲁迅那样拿很高的版税，但如果能不断有作品问世，那么以写作为生至少在上海没有问题。例如鲁迅最得意的两个学生萧红和萧军夫妇，刚到上海时几乎是一文不名，但在鲁迅推荐下先后出版小说后，就很快在经济上站稳了脚跟。所以这些作家当然格外关注鲁迅这方面的一举一动，而鲁迅的最后胜出，也确实有利于他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例如“左联五烈士”中的柔石，他的代表作中篇小说《二月》由春潮书局出版，鲁迅就为他争取到高达20%的版税。后来北新书局也拖欠过柳亚子先生的版税，柳亚子有鲁迅此事在前，当然也提出索要，最后北新也补偿了拖欠的版税。

    这场版税纠纷尽管以和解结束，但在这期间鲁迅却和林语堂大吵一架。原来在协商会结束后第三天，李小峰请鲁迅和调解者郁达夫等人吃饭，算是向鲁迅表示歉意，为避免尴尬还请了林语堂夫妇作陪。不料在饭桌上有人忽然提到张友松，这张友松是李小峰的北大同学，他想办一个出版社，曾经几次请鲁迅、林语堂吃饭，鲁迅也花费不少精力帮他筹办书局。由于缺乏经验，张友松的书局很快就倒闭了。当时有人认为，鲁迅与李小峰的矛盾可能和张友松的挑拨离间有关，鲁迅当然很忌讳这件事。所以，当有人提到张友松可能挑拨是非，林语堂也表示赞成时，鲁迅以为林语堂在讽刺他交友不慎和太看重钱财，马上站起来大声喊着：“我要声明！我要声明！语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语堂也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两人谁也不让谁，竟然吵了起来。郁达夫一看情况不好，硬拉着林语堂离开了酒席，大家不欢而散。其实，除了当时两人可能都喝多了之外，他们吵架的深层次原因还是思想见解不同，特别是两人都到上海后，林语堂开始提倡什么“幽默”小品文，主张用书写闲适间接曲折地表示对社会的不满。鲁迅却认为在反动派的屠刀下，没有真正的幽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林语堂认为鲁迅在和北新书局的版税纠纷问题上，过于计较金钱，甚至不惜和学生撕破脸，他对鲁迅这样做多少有些瞧不起吧。恰巧宴会上两人一语不合，争吵自然无法避免。

    再说这件事过后，鲁迅的书还是基本上交给北新出版，只是他同李小峰的关系再也没有以前那样融洽，而更多是客气和礼貌，说起来令人惋惜。至于李小峰本人，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出版工作，为我国出版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后来因为这件事，他被扣上“剥削鲁迅”的罪名打成右派，但他一直沉默，从来不为自己辩护。1971年9月他在上海去世。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鲁迅认为知识分子如果要“特立独行”，就必须在经济上自立。这次纠纷标志着鲁迅那一代文人已经走出“耻于言钱”的道德尴尬，鲁迅对于个人权益的维护显示出他的经济眼光。在既没有祖传家业也没有仕途保证之后，知识分子必须扔掉假清高的面具，做一个光明正大靠个人才华赚钱的现代文人。正如他所说：“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其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逐步觉醒，而鲁迅就是他们的代表。今天我们谈鲁迅，如果不谈善于维护自己著作权的鲁迅，那就不是一个完整的鲁迅，不是真正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