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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不仅是“青天” 他还是一位军事家
2017年10月30日
来源: 京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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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佑七年(1062),包拯正在官衙处理政务,突然发病,回到家中病情已十分沉重。仁宗皇帝特派宦官前往赏赐良药,无奈无力回天,几天后包拯病逝。噩耗传来,许多正直的官员都痛哭流涕,仁宗帝亲自到包府吊唁,见到包拯家中一贫如洗,心中十分难过,特别关照要抚养好包拯的遗孤。京城的百姓更是伤心,街道上到处是一片哀悼叹息之声。第二年,包拯被葬于庐州合肥,并建包公祠。仁宗追任他为礼部尚书之官衔,并赐谥号“孝肃”。

    包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包公”、“包青天”等美称已成为百姓对于包拯的代名词。史书称赞包拯居家俭约,平生无私,憎恨贪污。晚年包拯立下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令人肃然起敬。

    皇佑二年(1050),包拯升任天章阁待制,在知谏院任谏官。作为一名谏官,包拯是有所取法的。他很崇拜唐代的魏征。魏征是唐初的开国功臣,他向唐太宗强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包拯在谏官任上,敢于直谏,不知忌讳,不避怨仇。被他弹劾的有皇亲国戚张尧佐、宰相宋痒、转运使王逵等人。

    嘉祐二年(1057),包拯任开封(今河南开封市)知府。开封府是当时的政治中心,皇帝一向把自己特别倚重的人派做开封府尹。开封府号称东京,是个十分繁华富庶的城市,经济发达,更是达官贵人和皇亲国戚聚集的地方,正因为如此,给开封府的治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包拯治理开封府有自己的特点,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就连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包拯严厉约束属下官吏、衙役,不让府吏弄虚作假。其次,包拯执法如山,不避权贵,不讲情面。

    包拯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为后世留下了不少动人的事迹

    北宋时东京有一条惠民河,又名蔡河,是向东京运送粮食和物资的重要航道。有一年连下了三天大雨,城内积水成灾。包拯见皇帝不问民情,便自己深入调查,发现城内积水,是被惠河两岸有权有势的人家修筑堤坝,把河面圈为自己的荷花池和养鱼塘,还建筑花园亭榭,致使河身越来越窄,有段地段甚至已经堵塞。一遇暴雨,河水猛涨,导致百姓的生命财产蒙受损失。包拯奏请仁宗皇帝疏浚惠民河,得到批准。包拯借此机会,拆掉了权贵们的荷塘及花园亭榭。包拯征调民夫,疏浚河道,为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

    包拯性格刚毅,以威严为治,不徇私情,开封府的百姓十分拥戴包拯。虽然他任开封府尹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人们却印象深刻。当时开封府立有一块题名碑,凡在开封府任过府尹的,都要在碑上镌刻姓名及任职时间。惟题名碑上包拯二字“为人所指,指痕甚深”,因为人们敬仰包拯,都在题名碑上抚摸指点一下。在整个北宋时代,不少著名人物都担任过开封府尹,但没有一个像包拯那样威名震动都下的。

    从古至今,只要提到包拯,给人的印象就是刚正不阿,清正廉明,断案公正,不畏强势。特别是包青天的三口铡刀,传颂着不少感人的故事,可谓威名远扬。但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除此之外,包拯还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

    包青天的卡通形象 京剧《赤桑镇》包拯的形象

    北宋时,契丹与西夏对北宋威胁严重,包拯对此十分关注,御史任上向仁宗帝提出了《论契丹事宜》疏,分析了契丹向南扩张的野心,提醒仁宗不要轻信“盟誓”。他引述《孙子兵法》说:“无恃之敌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也;无恃敌之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应该立足于有备无患,立足于自己不致被攻破。建议仁宗从将帅、士卒、粮草、警觉等方面入手。

    当时西夏与北宋交战,连获胜仗。北宋要求议和,西夏派来使者,提出很多过分的条件。开始北宋未予答应,庆历四年(1044),赵元昊再次派遣杨守素前来进行谈判。包拯又上了《论吴贼事宜》疏和《论杨守素》,指出西夏十分猖狂,讲和、赐帛、缯茶货也不能确保边关安宁,只有加强自己的实力,才能有效地抵御来犯之敌。

    庆历五年(1045),包拯被委派出使契丹,作庆贺正旦使。这是北宋当时与契丹之间派出的礼节性使节。北宋与契丹表面上平和,实际紧张。包拯所到之处不卑不亢,以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和利益为重,大义凌然。回国前夕,照例有契丹使者来送,这位使者煞有介事地对包拯说:“你们雄州(今河北雄县)的地方官新近在雄州城又开了个便门,诱使和接纳我们燕京(今北京西南)一带去的奸细,向他们探询我们朝廷的情况,各随事情的大小付给他们钱财,以此作为收买的手段。这样的事情对我们两国的关系是极不妥当的,请你们明察”。

    在封建社会,像包拯这样廉洁、正直的官吏并不多见

    很显然,这是一种挑衅,也是栽赃。包拯理直气壮地答道:“这件事没有任何凭证,假使我们雄州有意引诱、接纳奸细,自由正门可以出入,何必多此一举去开便门呢?假使州郡为出入方便而开创门户,也是一般的常事,根本扯不上两国的关系。再说我们经常叮咛边臣,大家处理事件都不会随便。相反,你们的臣僚近年来侵入大宋的北界,创城立寨,不知你们作何解释?两国有盟约在先,若要长期友好,就应严格遵守盟约,各保疆界”。一番话把契丹使者驳得无言以对。包拯出使契丹,深入其境,掌握了一些实际情况,返回后,接连向仁宗呈递两个奏疏,一疏论边将;一疏再论契丹。包拯认为,与契丹接界的河北沿边地方,其领兵的将帅,一定要经过精选。因为契丹步步紧逼,进攻时间不会太久,应该做好充分准备。尤其是代州(今山西代县),与契丹的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十分接近,道路又很平坦,是古今最难控制和防卫的地方。过去太宗皇帝曾派著名的骁将杨继业防守代州,杨业死后,派张齐贤接任。这说明太宗重视边防将帅,在选择上十分慎重。包拯认为,现在的北宋军队之所以腐败,主要是将帅无能,特别是边防的将帅,不是花花公子,就是臆惫老将,不能担当守边的重任。边帅要由有武艺才略之人担当。而当时朝廷委派的代州知府兼代州副部署郭承佑对军事一窍不通,就因为他是皇亲国戚,便被委以重任。包拯强烈要求罢免这种无能的将领。否则,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将后悔莫及。

    庆历六年(1046),包拯以三司户部判官出任京东转运使,后又改陕西转运使,转河北转运使,最后被提升为三司户部副使。包拯在赴任时上殿朝见仁宗皇帝,陈述筹置军粮的意见,认为河北田地受涝,百姓生活困难,而驻军饲养军马却占据肥沃之地,可以把这些地租给农民耕种,挪移军马。另外河北屯兵三十万,但储备军粮极少,希望朝廷从国库里拨支现钱,及时收罗,以充实储备;从江淮调拨到东京的粮食,也可支拨一部分,调往河北。最后,针对河北军粮开销实在过大的问提,包拯大胆提出挪移军队于山东、河南。他的这个方案,得到了仍宗皇帝的批准。

    皇佑四年(1052),包拯迁为高阳关路都部署安抚使知瀛洲(今河北河间),成为一位边帅,负起了军事上和行政上的责任。由此看来,包拯不仅是一位“青天大老爷”,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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