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不同，各有定点医院：秦汉以来，医药事业不断进步，“医在王官”的制度日益完善。试以唐宋为例，作一个概观。唐代的医药行政，隶属于礼部的祠部掌管，相当于中央卫生总署。另有隶属于太常寺的太医署，相当于中央一级的医学院，兼备医学教育和医疗组织两种功能。

    以医疗服务的对象看，这些中央级的机构，各有制度划定的对口单位。如唐代制度，凡京师百署官吏、宫廷宦官宫女、南衙卫兵、各边疆民族驻京人员等，看病服药，都找太医署。尚药局除了为皇帝嫔妃、诸王公主服务外，禁军官兵的医疗也归它负责。

    以上是京师官吏享受公费医疗的情况。地方官吏吃药看病，也是沾惠于这个医在王官的体制。仍以唐宋为例，凡州府（宋时又加上 “军”一级行政设置）一级，都设有地方一级的医学院，其领导和教师，既是执掌地方医药行政的医官，又是传教医学生的导师，一般多为太医署毕业的学生。地方官吏及地方官办学校的师生患病，就请他们治疗。

    县一级没有医学院校，但也有县署机关医院。譬如，按《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的北宋制度，县一级的官医配置，是每一万户一至五人，遇缺即补。他们必须是太医院或地方医学院的毕业生，除了从事医疗活动外，还须负责收采药物、指导防疫、验发行医和开设药房的执照、处理医疗事故等一切相关事务。这种体制一直维持到清代。

    这种县署医院兼医药行政管理的机构，一般多设在州县衙署的大门旁边，或者干脆就是县衙大墙的“破墙开店”，一方面承担县署官吏的公费医疗活动并受理医药行政事务，另一方面也为民众看病，乃至出诊，当然这就要收钱了。

    弊端明显，公费医疗千疮百孔：往细处寻思，高官势要们因有特权可予回报，医官们格外尽力悉心，曲意奉承，一般的官吏有病求医，能不体会彼此厚薄？这又是衙门式公费医疗的一个弊端。

    还以两宋举例，人情处方的问题相当严重，当时太医局属下，有一个专门研制新药的机构和剂局，“凡一剂成，皆为朝士及有力者所得”（《癸辛杂识·别集》）。就是说，和剂局每试制成功一品新药，都被大大小小的京官和“有力者”私分了。据周辉《清波杂志》记载，权宦童贯倒台抄家时，“得剂成理中丸几千斤”，都是贵重紧俏药品。其来路，无非是和剂局、太医局、太府寺等各有关部门和长官们的孝敬，正好暴露出公费医疗千疮百孔的漏洞。

    宋代法律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 ”由此又折射出诸如讹诈钱财、收受红包等医德问题，当然受害者多是小人物。因为古代各级衙署中除官吏纳入国家编制之外，还有各种杂役庶务，都由农民以徭役的形式充当。按规定，在此进入“公务”范围的特定时期，他们也得享受公费医疗。如《唐律疏议》有一则《丁匠防人等疾病》的杂律说：“各类丁夫、匠人在劳作服役期间，戍边防守的人在镇戍边塞期间，官户和奴婢们在衙门服劳役期间，如果患病，该管官员不为他们报请治疗，或者虽然已报请，但主管医药的官员不予供给，以致他们缺乏救治医疗的，各处四十笞刑；如果因此而导致死亡的，各处徒刑一年。 ”

    所谓主管医药的官员，就是《金瓶梅》里的任医官之类，很难想象，清河县衙里的更卒马夫或三班丁壮，能够在他那里获得与西门掌刑一样的公费医疗待遇。又前引海瑞《兴革条例》“医官察病症脉理，识药性，以利一县之疾。近多纳银为之，图差遣取利……”花钱通路子买官办医院里的编制，再将本求利捞回来，这里面又该有多少黑幕呢？

    为缓和矛盾，穷人也有受惠：《魏书》记载，北魏显文帝曾发布诏令：“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需药物任医量给之。”后来魏宣武帝又命太医署，“于闲敝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住，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窃以为，这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专门收治贫困患者的国立公费医院。与北朝相对立，南朝齐也设有“六疾馆”，专门收治无钱疗病的穷人。

    唐代前期，由佛寺创办的“悲田坊”和政府创办的“养病坊”并存，都是免费收治贫困患者的医院，后来悲田坊都由政府接办，统一改称养病坊。据《唐会要》记载，这种收容贫民看病的公费医院，遍及各州郡，经费从指定的官田税赋中支出。宋承唐制，继续兴办这类能给贫民提供最低医疗保障的医院，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叫“安济坊”，制度上要求各州县都有一所；此外又鼓励私人集资举办慈善性的医疗机构，叫“养济院”，政府在医疗人员和药物供应等方面给予支持。这类旨在方便贫民就医、缓和社会矛盾的公费医疗制度，到元明时代还继续存在。

    总之，历代历朝，规模不同的公费医疗和药政，结果都难免陷入千疮百孔的泥沼，成为国家财政的包袱和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