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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元代传入中国,燕窝何以经久不衰
2017年10月13日
来源: 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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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8年,明王朝正式建立。此时,浙江海宁的“华山老人”贾铭刚好100岁。这已经是他第二次看到一个朝代的结束。上一次是宋,这一次是元。

    雄才大略的洪武皇帝朱元璋听说有这么一个人,顿时来了兴趣,虽然开国百废待兴,各种忙乱,但还是抽空召见了他。身体依旧硬朗的贾铭面对皇帝关于长寿秘方的询问,淡淡地说:“没啥,就是注意饮食,吃好喝好。”接着,他把凝聚自己一生心血的《饮食须知》献给朱元璋,出宫去了。又过了6年,他在家中安详辞世。

    《饮食须知》内容广博,记录了360种食材的使用心得。我们今天只是想讲其中的一种,那就是燕窝。这本书,是我们今天能找到的最早记录燕窝食用的资料。

    乾隆下江南 早餐必吃燕窝粥

    贾铭在书里这样写:“燕窝味甘,性平。黄,黑烂者有毒,勿食”。话虽寥寥,但内涵丰富。我们可以从中推断,当时像贾铭这样的养生家,对燕窝的品性、功用已经有了相当深的了解,说明至少在他这个层次的人物当中,燕窝已不算稀罕物。我们只是好奇,他吃的燕窝是从哪里来的?燕窝主产于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等地,我国南海也有出产。据学者言,中国科学院于1982年在海南大洲岛发现了金丝燕的一个亚种,可以生产食用燕窝,但数量有限,难以形成规模采集。

    学者指出,明清时期由于对燕窝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燕窝成为中国饮食中的珍品,南洋华侨也开始把更多的燕窝运回中国。明代《东西洋考》记载:“燕窝,每百斤白者税银一两,中者税银七钱,下者税银二钱。”说明此时我国与南洋的燕窝贸易已达到一定规模。到清代,这种贸易的规模就更大了。史料记载,1805~1830年,从苏禄开往马尼拉的67艘商船中,49艘载有燕窝,其中最多的一艘装有100担。它们和同样数量巨大的海参一样,从马尼拉输往中国。

    研究者陈伟明、侯波指出,燕窝的输入对中国饮食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燕窝本身营养价值较高,其滋补作用在明清时期已被广泛接受,富贵之家都用燕窝作为日常进补的食品。崇祯皇帝就是燕窝的忠实拥趸。清宫老档案也记载,乾隆几次下江南,每日清晨,御膳之前,必空腹吃冰糖燕窝粥。《红楼梦》记载:“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 冰糖五钱,用银吊子熬出粥来,若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是滋阴补气的”。因此《红楼梦》中写贾府吃燕窝连篇累牍。其次,燕窝的输入加剧了明清时期饮食的奢侈之风。燕窝昂贵的价格成了官宦人家讲究排场的首选。徐坷《清稗类钞》中记载清代的筵席有烧烤席、燕窝席、鱼翅席、海参席等。燕窝席是仅次于烧烤席的第二等高档席,“一燕窝席须八十余金”。袁枚的《随园食单》也记载:“某巡抚宴客, 碗大如缸,日炖燕窝四两。”又如湖广巡按御史王骥“烹鱼时,必先置燕窝腹内方食。”

    明代燕窝成了招商引资的“诱饵”

    根据一些资料还能获知,在16世纪中期,海南的燕窝都没能端上餐桌,所以元代时中国的燕窝绝大部分应来自南洋。即使到了明清,海南燕窝也只是“岁出不过数斤”,没能成功实现“进口替代”。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也许是一件好事,与东南亚的贸易,就愈加显得迫切。

    学者冯立军指出,明代中文古籍中对东南亚燕窝产地已有较多记述:如张燮《东西洋考》记载了交趾、占城、柬埔寨、大泥、马六甲、哑齐、彭亨、柔佛等处出产燕窝,这种“美食地图”的绘制,已经很精确全面了。

    中国人对燕窝的爱好也引起了刚刚到来的西方殖民者的注意。西班牙人奥古斯丁在1624年的记述中写道:“更有价值的产品是由某种被错误地称为燕子的小黑鸟搭建的窝……获得燕窝只能通过一条供上下的绳索, 有时也通过攀爬竹竿来获得, 如此危险的采集方式所付出的代价可能会伤胳膊断腿, 甚至丢掉生命”。

    冯立军指出,在明代,东南亚的燕窝早期多“随舶至广”,即经由广州进口和分销。1567年明朝政府解禁开放漳州月港为海外贸易口岸后, 燕窝、犀角、象牙、檀香、蜂蜡等贵重物品纷纷而至,富商巨贾尽享其利。此外,广东的惠州亦是燕窝贸易港口。不过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地贸易凋零冷清,太守林燮轩以燕窝等珍奇之物为“诱饵”,招徕富商大贾,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进补”和“显富”观念拉动了长期的贸易繁荣

    冯立军指出,受中国市场强烈需求的刺激,采集燕窝成了东南亚当地居民一项风险很高但获利也颇丰的生计。相较而言,苏禄群岛、北婆罗洲和爪哇岛为燕窝主要产区,与中国的燕窝贸易也最为繁盛。在苏禄,各国商人对于中国市场青睐的燕窝等产品的无限贪求,极大地刺激了统治者,使他们加强了对苏禄地区所产燕窝的控制。东北婆罗洲是苏禄控制之下的重要地区, 亦是苏禄苏丹采购贸易的核心。据统计,从东北婆罗洲每年进口到苏禄的白燕窝约有200多担,黑燕窝约700担,总价值可达45万西班牙银以上。苏禄统治者采购到的燕窝, 并不全部于本地交易,也通过向清王朝进贡的形式,换取丰厚的赏赐。此外,爪哇岛出口到中国的燕窝每年也不少于200担。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当时欧洲人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东南亚许多领域的贸易,但在燕窝方面,他们似乎总是显得“畏缩不前”。研究者认为,一方面是他们几乎不能像中国海商一样以同样的竞争价格把中国产品提供给当地居民,以换取燕窝; 另一方面是由于燕窝易于破损,且在潮湿的天气里易于腐化,燕窝的保存和运输需要特别保护,而中国海商尤擅于此。

    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 中国每年从东南亚进口的燕窝量大幅下降。研究者推测,这或许与东南亚燕窝的过度采集有关,致使双方的燕窝贸易难以大量、长期、持续地进行。

    为什么小小的燕窝可以从元开始,由东南亚而中国,经久不衰?冯立军认为,这与中医学中的“进补”观念密切相关。燕窝之“补益” 功效,在众多医家的推崇及文人墨客的颂扬之下已达极致。这恰好与明清上流社会对“补肾壮阳”“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等养生观念的向往与追求相切合,从而引发了他们对燕窝的广泛追求,“燕窝消费区域因之由沿海渐至内地,由较大城市逐步向城镇扩展”。

    此外,这一群体“但取其贵”“徒务其名”的极度扭曲的消费心理以及挥霍奢靡生活,更增大了燕窝的消费。所谓认知产生需求,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则带动了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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