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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为何称“梁启超与杨度人各有志不相强”
2017年10月09日
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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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的“失望和厌倦”

    1913年,在杨度与梁启超不约而同的举荐下,袁世凯于9月封蔡锷为“昭威将军”,同时召其进京。

    蔡锷到北京之时,正是熊希龄为总理,以进步党人为基干组成“名流内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之时。大家对袁世凯都存在好感和希望。蔡锷到京,来往最多的就是其恩师梁启超和老乡兼老友杨度。但好景不长,袁世凯下令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解散国民党,使议会陷于瘫痪。1914年2月,熊希龄、梁启超先后辞职,成立不到半年的“名流内阁”垮台。

    袁世凯在成功镇压了“二次革命”后,认为“国会”、“政党政治”完全是多余的摆设,可以肆无忌惮地甩开,中国最适合的只有独裁专制,从而加紧了帝制的运作。“名流内阁”帮助袁从“临时总统”变成“正式总统”,又帮助他打击了议会内的国民党势力,最后将立法机构议会取消,代之以钦定的“政治会议”代行立法职权。这个政治会议由六十九人组成,其中十人由总统指定,五十九人由各省推举。袁世凯指定的十人中,就有杨度和蔡锷。

    “名流内阁”辞职后,政治会议变成“约法会议”,其目的是要改变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时,为约束袁而确定的《临时约法》。

    “约法”无疑是对袁的一道“紧箍咒”,袁必须尽早去除。约法会议产生的《新约法》赋予总统极大权力,而取消了责任内阁和议会,由立法院为立法机构,在立法院成立之前,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责。1914年5月,袁世凯下令设立参政院,以黎元洪为院长,参政委员七十人皆由袁委派,其中就有杨度、梁启超、严复、蔡锷等,杨、梁和严还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此时,梁启超对袁世凯导演的这套政治已感失望和厌倦,但尚未和袁决裂。一方面,他仍对袁世凯抱有希望,感觉他还是中国政坛上无可替代的人;另一方面,袁世凯也深知梁启超的影响力,要想做皇帝,这是绝不可得罪的人,所以也处处给梁留足面子。

    与此同时,杨度和蔡锷、梁启超一直保持着相当和谐的关系,毕竟大家从日本开始就共同推进的宪政,如今清政府倒台后,在袁世凯总统领导下比以前希望更大了。

    这种情势,在1915年发生了逆转。

    杨度赶写《君宪救国论》

    1914年8月,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出兵山东青岛,取代德国,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政府签订屈辱的条约后,取得日本的支持,加紧了帝制的运作。要变更国体,必须舆论先行,袁世凯深知,领导舆论者非梁启超莫属。

    1915年初,由袁克定出面,与杨度在北京小汤山宴请梁启超。当时,梁已退出政府,受聘清华学堂演讲写书。梁接到袁克定邀请赴宴,颇感意外,到达饭店后,他发现,仅这两位熟人在等他。袁克定解释:“没有外人,为的是可以随便谈一谈,不受任何约束。”谈来谈去,梁听出味道:袁不断地批评目前的共和国体不合乎中国国情,希望梁能够附和赞同变更国体之意。这本来就不符合梁启超的一贯主张,所以他力陈推翻共和变成帝制的危害。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梁启超的主张,后来他在回答《京报》记者的谈话中讲得很明白:

    吾以为国体与政体本绝不相蒙,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不可也。两者既无所择,则毋宁因仍现在之基础,而徐图建设理想的政体于其上,此吾十余年来持论之一贯精神也。夫天下重器也,置器而屡迁之,其伤实多,吾滋惧焉,故一面常欲促进理想的政体,一面常欲尊重现在的国体。此无他故焉,盖以政体之变迁,其现象常为进化的,而国体之变更其现象常为革命的,谓革命可以求国利民福,吾未之闻也。

    梁启超是个政治敏感的人,一看话不投机,就感到将来可能会出事,既然自己已离开政坛,还是躲开为上策。于是,他立即将家从北京搬迁到天津去了。

    杨度看梁启超不愿帮忙,但是舆论先行时不可待,就自己亲自动笔,于当年4月赶写出一篇《君宪救国论》,托内史夏寿田转呈总统袁世凯。袁看后感到正合己意,嘱将此文立即寄给湖北彰武上将军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然后分发给各省文武长官参考。

    为了表彰杨度,袁世凯亲自提笔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做成匾额,送到杨度府上。

    在杨度与袁克定积极筹划帝制之时,梁启超则正千方百计地劝阻袁大总统千万不能改变国体。4月,他为了替父亲庆祝大寿,从天津返回广东,在离开天津前还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上大总统书》。在这份上书中,梁从古今中外经验教训晓以利害,苦苦劝袁千万不能因私自改变国体而失信于民,他说:

    国体问题已类骑虎,启超良不欲更为谏诅,益蹈愆嫌。唯静观大局,默查前途,越思越危,不寒而栗。友邦责言,党人构难,虽云胶葛,犹可维防。所最痛忧者,我大总统四年来为国尽瘁之本怀,将永无以自白于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堕落,而国本自此动摇。……一度背信而他日更欲有以自结于民,其难犹登天也。明誓数四。口血未干,一日而所行尽反其所言,后此将何以号令天下。

    6月,梁又约好同样不赞成帝制的冯国璋一同进京,面见袁世凯数次,力陈国体之不宜变动。在他们面前,袁世凯一再表示绝无称帝之意。冯国璋也感到袁的态度十分诚恳,他登报称:“此议可以休矣!”

    如果说杨度的《君宪救国论》还只限于“内部发行”,那么总统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启程回美国之前写的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呈献给袁大总统,袁命翻译出来并在《亚细亚报》上发表,那就使帝制运动向全国公开推行了。

    梁启超对袁“彻底失望”

    这时,进步党人徐佛苏、于世铎等上书袁世凯,请其明令废弃共和,改行帝制。袁则令夏寿田转告杨度,授意他们网罗一批“名流”,组成一个学术团体来制造舆论,试探全国各界的反应。袁感到,此等大事不宜操之过急,需要慢慢来才能有回旋余地,如果杨度出面,那么世人马上就看出是袁的本意。杨度一直抱有成为“帝王师”的美梦,觉得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自己不出面岂不遗憾,所以等不及袁世凯的同意,就出来操办组织筹安会了。

    所谓筹安会,其实就是打着“学术团体”的招牌,宣称其宗旨是“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实则是伪造民意,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1915年8月14日,所谓的“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发表联合通电,宣告筹安会成立。

    梁启超再也无法坐住,于一个星期后写成著名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成为全国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号角。正如蔡锷所说:“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

    从此,舆论就由袁派导演的帝制论逐步转向了反对帝制保护共和的浪潮。梁启超后来这样谈及当时的写作心情:

    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言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

    当时梁启超对袁世凯还存有希望,曾手抄了一份送交大总统一阅,想进一步劝阻袁世凯走向危险之路。袁见到此文后大惊,决心阻止梁发表此文,先派人带了二十万元给梁,说十万是作为给梁父亲祝寿的贺金,十万是供他出国考察的旅费,但文章就不要发表了。梁对此婉言拒绝。

    袁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派人威胁梁说:你已亡命日本十几年,受苦还不够多吗,何必还要自苦呢。这步棋实在是大大的败笔,他不明白梁启超是多年流亡的国士,岂会因压力屈服就范。这事进一步得罪了梁,使他对袁彻底失望,看清了袁的真实面目。

    “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杨度想拉一些名流组建“筹安会”,第一大要务就是引导舆论,这方面当然首推梁启超。

    他上次宴请梁被拒后并不死心,仍千方百计请梁加入,做发起人之一。当初,袁世凯授意进步党人徐佛苏、于世铎等组织学术团体,就是要他们促使梁启超出马。请梁吃饭已碰钉子,杨度只得请与梁关系密切的汤觉顿、蹇念益去天津动员梁。

    两人到天津见梁之后,还未谈清来意,梁启超就拿出《异哉》一文请他们过目。两人看了也很吃惊,希望梁别把话说绝,将来进步党恐怕没有回旋余地。

    梁启超当即写了一封信给杨度,称:“吾人政见不同,今后不妨各行其是,既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打发两人带上亲笔信回复杨度。

    梁启超的这封信表示:与杨度从政治上划清界限,但仍保持私交不变。杨度得到此信后,又找到自己的老朋友,也是梁最信任的弟子蔡锷,请他出面前往天津劝说梁,想替袁世凯打个圆场。

    其实,蔡锷到京后,来往于梁处十分频繁,师生间早就十分默契。他知道,梁是劝不回来的,但杨度也是密切的知交,难以拒绝,只得打着受杨之命的旗号前往天津拜访老师。这次访问,其实成了他们共商如何策划反袁起义的重要会晤。梁启超为爱徒确定的方针是:我来公开出面反对帝制,争取在舆论上占领制高点,因为袁正在收买人心之际,不敢对我怎样。但你是军事实力派,要注意“韬晦”,千万别引起袁的怀疑,今后才能秘密图谋起义之策略。梁后来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说道:

    当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即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余曰,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

    于是,蔡锷返京回复杨度,称:“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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