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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华“八音盒”:自鸣钟如何传入中国
2017年09月30日
来源: 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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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中叶,传教士最早将西洋自鸣钟带进广州,在明末的“广州交易会”上,自鸣钟是中葡贸易的商品之一。而明末西来的第一批传教士,就是靠用“自鸣钟”贿赂广东的地方官员,才得以登陆中国。

    1580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跟随葡萄牙商人来广州,向两广总督陈文峰献上包括自鸣钟在内的贵重礼物,请求能留居中国。陈文峰贪图这些西洋礼物,不顾当时正在海禁,同意他在暹罗驿馆居住了3个月。

    为了投中国人所好,罗明坚还亲自调试“自鸣钟”,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把欧洲一日24小时改为中国独有的一日12个时辰,把阿拉伯数字改成中文。

    而对于利玛窦,西洋钟表也是重要的礼物。1601年,他获准进京觐见皇帝,通过太监马堂送给了万历皇帝一份重礼。其中,有两只铁制的自鸣钟。

    靠这些西来的奇器,利玛窦获准留居于宣武门内,为传教布道打下了基础。为了便于管理利玛窦送来的这两只钟,皇帝在钦天监找来4个学员,向他学习制钟、使用和保养的方法。

    从此,在西方人每次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中,制造精巧的“自鸣钟”几乎是必备的礼物,最典型的要属马戛尔尼使团。据参加使团的英方人员回忆,英国方面在选择礼品上相当谨慎,礼品中“最能说明自己国家现代化程度的礼物是一台天文地理音乐钟”。

    奢华“八音盒”

    康熙、乾隆二帝都雅好收藏钟表,乾隆初期,耶稣会教士沙如玉估计清廷已有自鸣钟4000 具以上。当时自鸣钟之声在紫禁城内终日随处可闻,时钟已成宫廷生活必需品,作为举行各种宫廷仪式的时间依据。

    如此多的钟表,仅日常维护就是一件很繁重的任务。更何况每逢冬至、元旦、万寿前夕,如此多的钟表还要集中修理并重新陈设起来。

    每年皇帝要出巡、围猎,做钟处还要选择上好的钟表供皇帝沿途御用。在不断制造精美新钟的同时,乾隆还常命令拆毁构造简单、造型普通的钟表。

    据记载,从乾隆51年到53年,仅仅3年时间,拆毁的旧钟达115件。而乾隆的好大喜功,也成就了一个钟表制作的繁华期。这一时期钟表的质量和数量均达到了清代钟表制造的顶峰。

    乾隆喜欢西洋钟表,还常常亲自对设计的钟表指手画脚。在历史文档中,除了冷冰冰的政令和谕旨,还可以看到乾隆如何设计钟表的记载:乾隆八年,12月,乾隆传旨“要做钟处西洋人做一件玩意钟。”

    一个月后,制钟处上报:“西洋人画得八仙庆寿、海屋添筹山子、楼台纸样一张。”乾隆览后,发御旨:“外面楼做杉木彩漆,栏杆做木头扫金,再里面山子、树木、楼台……再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

    相比于康熙的重视时钟的科技内涵,乾隆帝更加注意时钟观赏性。所以,乾隆时期的御制钟表极尽奢华之能事。这段时间,为中国帝皇订制的时钟越来越多,以精巧的自动机械与八音盒功能为主要特色,报时功能反在其次。

    嘉庆以后,西洋钟表逐渐式微,主要原因是嘉庆皇帝对西洋器物的反感。嘉庆4年(1799年)11月他在一条上谕中表明了这一看法:“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粟米布帛,乃天地养人之物,家所必需。至于钟表,不过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

    西式钟“国货潮”

    最初西洋钟都来自欧洲,最受欢迎的是英国与瑞士两国制造的时钟,两者均见于根津美术馆藏品中。但随着各级大臣,甚至民间雅士也开始玩“西洋钟”,西式钟开始出现“中国造”。

    中国仿制西洋钟表始于上海。万历年间李绍文著《云间杂识》载:“西僧利玛窦作自鸣钟……余于金陵王太稳处亲见。近上海人仿其式亦能为之,第彼所制高广不过寸许,上海则大于斗矣。”

    自康熙后期至清末,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里,形成了“御制钟”、“广造钟”和“苏造钟”三足鼎立的状况。当时的“广造钟”制造技艺已接近当时欧洲制钟的水平。

    “广造钟”能成为皇家御藏的奢侈品绝非偶然,在清代的多次海禁中,广州一直是唯一的海外贸易地,因此广州工匠所受影响也最大。

    “广造钟”中还有一种特别创意——水法,也就是在钟表上制造出小喷泉,因水法装置及旋转方式不同,会出现上喷水、下喷水、平流水等效果。

    当时进口欧洲钟表的造型,多以反映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题材为主,如牧羊、郊游和跳舞场面,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的神化故事等。在御用“广造钟”中,则加入了很多“中国元素”,比如佛塔、宝葫芦、蝙蝠,仙鹿、大象等等。

    官办“做钟处”诞生

    康熙不仅热衷于搜集各种西洋钟表和科学仪器,还在内务府造办处内建立了一个“做钟处”,专门负责仿制欧洲机械钟。

    康熙47年(1708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向康熙进贡了一件“西洋大日表”。康熙朱批:“近来大内做的比西洋钟表强远了,以后不必进。”这说明康熙后期,清宫自鸣钟处生产的自鸣钟质量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甚至超过当时的欧洲进口钟表。

    做钟处的职能是按照皇帝要求制造、修理御用钟表。根据任务大小、繁难程度建立限期,遵行严格的赏罚制度。所需物料由查核房核定数目,持印有“造办处”字样的红票,开列名目分别向工部、户部及内务府六库领取。每一件钟表制造完成后,钟上的主要部件如发条、钟架、钟底、表盘等都需署名,以备查核。

    做钟处内,广匠和西洋匠手艺最精。他们不仅会制作钟表,而且通晓数学、音乐、绘画等技艺。广匠一般由广东督抚选送入京,往往是民间钟表制作的佼佼者,极个别手艺出众的广匠甚至可携带家眷入京。他们每月得到钱粮四、五两,饭银二、三两,这些钱由广东督抚负责发放。

    相比国内的一般匠役,西洋钟表匠的待遇就优厚多了。据中西文挡案,从康熙40年(1701年)起到其去世的20年间,先后有陆伯嘉、杜德美、林济各、严嘉乐等6位西洋钟表匠进入清廷制造自鸣钟,另一位著名的瑞士钟表大师林济各进入清宫主持自鸣钟的制造,使清宫的自鸣钟制造的水准大大提高。

    衰落帝国、衰落的钟

    中国十八世纪清宫御用钟表的奢华只是昙花一现,与大帝国的颓相渐露相应,模仿西方的钟表制造技术逐渐落后了。

    十八世纪,欧洲的机械钟已成功应用“摆”的等时性,用“摆”作为调整器,不仅简化了齿轮结构还提高了准确度。而同期冶金技术的进步,使得发条得以应用,为钟表体积的微缩开拓了道路。

    与此同时,清朝国势日益衰微,使得宫廷无法顾及各处。到了晚清,圆明园渐渐萧条了,做钟处这样的小角落也冷清下来。

    严格的纪律已成一纸空文,西洋钟表匠早就相继离去,广东的匠役也假借事病、省亲等名目纷纷逃跑。道光31年,做钟处匠役有两个人3个月“未见当差,屡传不到”。同治12年8月20日,做钟处太监韩得安出去剃头,从此杳如黄鹤。

    清代的衰亡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而这些清宫鼎盛时期的钟表杰作也无法复制往日的繁华,只得留下落寞却又璀璨的光辉,供时人赏玩、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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