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朋友向我推荐清人林苏门的《邗江三百吟》，翻阅之下，发现这组作品涉及彼时生活中的风俗、服饰、器物诸方面，记录下的种种现象虽属细节却颇有趣。

    其中如《大带钩》一首，作者注云：“带钩有白玉、古铜之殊，近俗以大者相尚。”其诗则道是：“纷披印绶挂朱衣，钩处全凭带一围。玉判旧新真亦赝，铜夸秦汉是耶非?只于分寸争长短，不为腰肢斗瘦肥。最是宫袍初著日，有余垂处更赠辉。”《邗江三百吟》所反映的是嘉庆年间扬州的地方风俗。不过，对我来说，一看此诗，马上联想到清代佚名画家《情殷鉴古图》中的道光皇帝的形象。在那幅画中，正翻读杂书消遣时光的道光帝身着便服，腰前恰恰有一只尺寸超级夸张的云芝纹白玉带钩。一直奇怪这位皇帝何以如此闷骚，林苏门《大带钩》诗让人恍然大悟：大号带钩乃是约略在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兴起的风气，到了道光时期也依然畅行不衰。并且这一风气显然并不局限于扬州，而是四处流行，包括皇帝都是追随者。

    以带钩连接的腰带，是古代中国的特有发明，也是中国传统服饰中历史最长、持续最久的腰带样式之一。自西周至汉晋，男性贵族服饰中，皮带主要是凭借带钩系结，所谓“带约其要(腰)，钩挂于带”(王充《论衡》)。这一漫长时期当中带钩的缤纷造型及其具体使用方法、相关的皮带样式，孙机先生《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带钩”一节、高春明先生《中国服饰名物考》“鞶带”一章均进行了精彩与完整的考证。

    大致到北朝时代，与今日皮带的样式基本一致的腰带“蹀躞带”兴起，一跃而成最为主流的款式。带钩的角色不再像往日那么风光，不过，它也并未就此绝迹，而是逐渐转变成男子便服上的配件。与之相连的也不再是皮带，改与织物或绳编的软带构成组合。一个特别予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明代佚名画家所绘《宪宗调禽图》中，明宪宗朱见深在腰间系一条软带，身前正中的地方有一个龙头形、嵌有红宝石的金带钩。画面中很清楚地描绘，软带的一端隐没在钩尾之后，另一端则套入带钩的龙头形弯钩之内。定陵恰恰出土有明神宗的龙头形带钩实物，与《宪宗调禽图》所绘带钩完全相似，由此可知，明代宫廷中，皇帝以带钩与软带系束便服，是长期沿袭的习惯。

    另外，在一幅明代佚名画家所绘《无款夫妇容像》(《徽州容像艺术》，25页，安徽美术出版社2001年)中，完全是平民打扮的上年岁男子也使用了带钩与软带。经画家仔细描绘，这件带钩呈现为白玉的质地，但是带有土沁的痕迹，钩首雕为六瓣花形。明以前的带钩都没有如此的花朵造型，因此，画中的玉带钩只能是明代工匠的作品，但却故意做旧，人工做出土沁痕，令其披上古董的风貌。正如《大带钩》诗所说“玉判旧新真亦赝，铜夸秦汉是耶非”，明明是新制的带钩，但却刻意追求复古的效果，甚至直接将之吹嘘为古代文物，这显然是一种流行风气。画中特别清楚地展示，软带一头带有套环，直接套入带钩的花形钩首之内。因此，对于明清时代带钩的使用方式，这一幅肖像作品乃是最有说服力的珍贵资料。

    据《宪宗调禽图》与《无款夫妇容像》可知，带钩应用于软带上的方式，乃是在一条软带的两端各装配一个绳环，一环扣在带钩背部的钮柱上，另一环则在系结时扣入钩首的弯钩之内。元明墓中屡屡出土玉、翠等质地的华美带钩，说明这一系带方式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广泛采用。

    清代乾隆时期，曹行栋于《养生经》中谈道：“有用钩子联络者，不劳结束，似亦甚便。”直接提及，入清以后，带钩依然是服饰中的常用之件。《大带钩》诗与《情殷鉴古图》则证明，到清代中后期，“用钩子联络”的系带方式不仅得到延续，而且带钩还向大尺寸发展，形象更为张扬。《情殷鉴古图》清楚地描述，道光腰间黄色软带一端的绳套扣入云芝形的钩首之内，可知基本形式倒是没有变化。

    似乎，在今日的时装中，腰带的样式并不丰富，无非是两种路数：一种是织物制成的软带，使用者把它绕在腰间，自己动手打个花结;一种是所谓“皮带”，一端排列着一排扣眼，另一端装着金属的皮带扣。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服饰中，腰带的款式反而更为丰富。其中，带钩这一古老而优美的服饰元素使得传统腰带在形式与形象上都自成一格，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特色”，似乎值得设计师们来考虑一下它的潜能。

    如若将带钩引入当代时装，意义不仅仅在于为腰带多添一种样式。今天，无论设计师还是消费者大约都在苦恼，既有的首饰样式似乎已经固定，就是有限的那几种，项链、耳环、手镯、胸针、戒指。带钩可以让人们多拥有一个首饰的类型，让“腰饰”这个概念重新跃回时尚舞台，让消费者拥有更多一条装点自己的途径，也让珠宝设计师获得一片施展拳脚的全新领域。另外，将其转换为大衣、披风乃至皮包、手袋的搭扣，也会是蛮有趣的点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