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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活字典:京剧界再没人像他一样
2017年08月22日
来源: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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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一本《梨园鸿雪录》的出版,翁偶虹,一位几乎湮灭于公众眼中的戏曲编剧家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明年是翁偶虹先生诞辰110周年,《梨园鸿雪录》的编者,翁偶虹先生的弟子张景山先生提出了一个话题:在今天,翁偶虹还能“火”吗?而对这个话题做出回应的是三位著名的文化人:著名编剧过士行、著名艺术评论家解玺璋、著名戏曲研究家傅瑾。于是,8月初的一天,在一家咖啡馆里,四位文化人进行了一次关于传统、关于翁偶虹先生的文化思辨。

    翁偶虹与汪曾祺:“今之古人”与“新人”

    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这倒让翁偶虹的弟子张景山感到了些许的“困惑”。同为京剧编剧家,互相又都认识,甚至于了解,但是在张景山的眼里,汪先生去世二十周年,各个出版社出的汪先生的集子种类繁多,可是翁先生眼瞅就要诞辰110周年了,他的书却连十种都不到。

    “我老觉得师徒如父子,翁先生的好多手稿、扇子什么的都在我这,我于心不安。翁先生是1994年逝世的,我跟了他14年。”张景山说他也爱写散文,过去常到汪先生那儿去。“汪先生说‘你这个师父太棒了,非常了不起’。并且汪先生说‘翁先生可贵的,他是一手的东西’。”

    所谓“一手的东西”指的是翁偶虹所掌握的资料都是与众多京剧大家、名家直接交流获得的,例如与金少山、程砚秋、谭富英等,“翁先生具备火的条件,但是为什么不‘火’?”张景山说。

    “人跟人没法比,你不安也没用。人在社会上火不火有好多条件。”过士行先生戏谑之中带着一丝的玩世不恭:“翁先生自己的墓志铭里写得很好,他说他就是一个‘今之古人’。现在的人认同这种生活方式了,他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以前大家排斥这种生活方式,或者说完全忽略这种生活方式。翁先生的价值自然显示不出来了。汪先生不是,他其实还是一个新人,但是他愿意增加一点古人的色彩,他给自己涂抹一些潇洒的生活态度啊,这种。你看汪先生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战士,50年代写的批判文章很尖锐的。不是八十年代的那种姿态,像一个文化人那样。就跟邓友梅他们似的,只不过经历了那十年的磨难,他慢慢沉淀下来了。”

    傅瑾先生则带着研究者的口吻说:“翁偶虹是一个传统的文人,他跟汪曾祺的性质完全不一样。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一个缺少现代性的文人。”

    解玺璋先生的一句玩笑,引来了众人的捧腹:“咱可得实话实说,翁先生不火绝不是汪先生的责任。”

    “现在的人编不出戏的时候不会想到翁偶虹”

    紧接着,张景山提出了另一个疑问:“翁先生的成就,一辈子对京剧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咱们能不能从他身上发现、继承什么?现在京剧的服装、灯光、布景都高级多了。但是编剧不行了,全国会编京剧的有几个呢?”

    对于这个问题,过士行认为,长期以来,舆论上大家以为传统戏上,京剧没有编剧,或者编剧没那么重要。编剧重要是从话剧开始的。新京剧的创作很大的缺陷是古典文学功底太差,“现在的人编不出戏的时候不会想到翁偶虹。”

    不过,翁先生的编剧身份所以能够在京剧界扬名,过士行分析说这和翁先生在京剧界的地位有关系。“翁先生组班演戏,他是领班的。他去上海组班,又在中华戏校当老师。众星捧月似的。”

    过士行说,汪曾祺写过一篇文章讲编剧在京剧领域的地位,“他说你看我也算一个编剧,北京京剧院瞧我觉得我是一个棒槌。”

    “但是没人觉得翁偶虹是棒槌。”傅瑾说,“汪曾祺他们是一辈子都没有进去的。翁偶虹一辈子泡在里头,他对很多不是文字记录的知识都很熟悉。”

    张景山介绍说,翁偶虹曾经把自己的编戏生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段,就是替才华写戏,以编剧者作为主体。后来慢慢发现不行;第二个是给演员写戏,给不同的演员写出不同的风格;第三个阶段是悟出给观众写戏,写《红灯记》的时候,是从齐白石的绘画,毛主席的文章吸取到精华,深入浅出,越朴素的东西越高贵。京剧品的是一种韵味。你得咂摸。京剧千万不能大众化,票优化,票房化。

    传统文化的守望者

    对于翁先生的文化定位,过士行总结了一句:翁先生是古典艺术的守望者。

    过士行说:“翁先生从传统文化角度讲,比较全面。他自己说是五戏人生。第一个他从小听戏。从小跟他舅舅、父亲听戏。第二个是他唱戏。第三他写戏。第四他评戏,评戏的分量很重。第五他画戏,画京剧脸谱。要在京剧界找一个跟他完全一样的,没有。再加上民俗学家,写鸟,写北京小吃。老北京的文章很多都是抄来抄去的,翁先生不是。现在是为民俗而民俗。现在的民俗是夸张、瞎编。民俗变成炫耀的东西了。穷富都有民俗。”

    “翁先生是老北京的活字典。京剧是老北京文化的重要的一方面。”解玺璋先生说话依然干练。

    而傅瑾在谈到翁老文化意义的时候提出:“我最佩服他的戏评。”

    傅瑾说:“翁偶虹的剧评别人比不了,他懂戏太深了。表达准确,尽管有时候也掉掉书袋,造点生词。但是这种细致的分析和表达,没有第二个人。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被大家忽视了。我自己写了这么多年剧评,但是看了他写的,我觉得心悦诚服。他写李少春的文章,找不出第二个人。但是这么多年没人提他是重要的戏曲评论家。”

    作为艺术评论家,解玺璋先生对傅瑾的观点表示了赞同:“就写艺术评论来说,我没法像翁先生那样,可以从表演开始分析,从专业上升到文化;我们写艺术评论还是喜欢从文化批判意义上去分析,但实际上我现在感觉艺术评论还是要回到艺术本身去。”

    傅瑾接着这个话头儿继续着:“他的东西不是现代取向的东西。从50年代开始意识形态的艺术评论,艺术本体的评论很少。翁先生的评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做戏曲评论、戏曲研究的标杆。应该传播和推广翁先生的这种评论。我们现在写评论不是在里面写,并不是在戏剧本体的层面写评论。对文学剧本的评论多,对表演的评论少。翁先生的评论文体很独特,是不可复制的样本。我们不要期望翁偶虹大红大紫。”

    解玺璋一句话总结:“翁偶虹是一个大博物馆,但是这个博物馆来不来人,就不能强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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