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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拍的不是慰安妇
2017年08月21日
来源: ONE·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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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高贵的地方,就是可以用平静的方式,讲述这样重大的事情。

    我今天终于去电影院看了《二十二》。电影谢幕时,我心情有点复杂。

    首先,我为自己并不能时刻保持专注感到一丝羞愧。我得承认,电影有点闷,开场不久,我听到观众席有哭泣的声音,与此同时,也有观众,大概忍受不了毫无波澜的剧情,接二连三地离场。

    但《二十二》依然很打动我。主角是22位被强制充当日军“慰安妇”的老婆婆。镜头记录她们的平淡日常,还有她们对过去的回顾,没有揭疮疤,没有刻意煽情,异常克制。

    就是在那些克制的镜头下面,我看到了什么叫做“高贵”。

    经历过灾难、战争,见识过人性之恶,幸存的“慰安妇”们显露出的,却是克制、隐忍、宽宥、希望,也就是人性中真正可以被称作“高贵”的那部分品质。

    “我拍的不是慰安妇,而是人”

    如果不是有字幕提醒,不会有任何人认出,片中的22个老婆婆曾经是“慰安妇”。绝大多数的日常里,她们跟所有的老人无异。

    大部分时候,导演也是这么处理的:他不厌其烦地拍摄老人们躺在床上扇扇子、在树下纳凉、养鸡、喂猫、做饭、看《西游记》、和小孩玩耍。好像寻常的日子里,从未有不寻常的事发生。

    当然这都是表象。你看老婆婆们接受采访的画面,会发现,真正的痛苦和苦难,往往是无法直接诉说的。

    二十二位中的朴车顺身份特殊,她是韩国人,战乱时逃到了中国。时过境迁,她改了名字,说着湖北方言,直到有记者来采访,当地人才知道她的韩国身份。

    朴车顺还记得年轻时在韩国的岁月,还会唱《阿里郎》《白桔梗》,这两首韩国民歌仿佛是她的民族身份证,象征着她被迫成为“慰安妇”之前的无忧岁月。

    毛银梅老人的房间,老人原名朴车顺

    战争结束后,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毛银梅,因为“我跟毛主席姓,毛主席爱我们,我也爱他。”她在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

    一个打动我的镜头,是老婆婆李爱莲喂猫。她照顾着五只野猫,做好饭先给猫吃,猫不吃的她才吃。在她的照料下,有只母猫怀孕了,她对邻居说:“那个(猫)有猫娃子了,你看那个肚子,鼓鼓的。”她满脸笑意。

    这些生活化的镜头,让我们了解这些老人的日常,知道她们是活生生的,扎在琐碎生活中的平常老人。导演郭柯说,“我拍的不是慰安妇,而是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些老人们承受苦难时抱有的态度。

    王志凤、符美菊、李美金老人

    大部分的老人接受采访时都很平静。其中一位甚至略带自嘲地说:“这么大年纪,有什么说头啊,过去了就过去了。”

    但历史的证据注定无法抹去。韦绍兰老婆婆就因为这段“慰安妇”的经历,怀上了日本人的孩子。她的儿子罗善学已经70岁了,因为是日本人的“种”,没有人愿意嫁,他至今未婚,小时候,他的弟弟甚至想杀了他这个“日本种”。

    海南阿婆林爱兰是被解放军从慰安所里救出来的,她后来加入了红色娘子军,开始亲手斩杀敌人。年逾90的她,家里至今还放着各种刀具,她年轻时砍过“鬼子”,如果有小偷进来,她也照砍。

    你很容易发现导演的温柔和克制,他尽量从侧面去拍摄这些老婆婆,用一个又一个琐碎的故事拼凑那些苦难的过往,多问她们开心的往事。

    当不得不问到她们“慰安妇”的那段经历,日本人屠城的往事,导演将镜头转向天空、月亮,让采访对象的脸从最残酷的经历中隐去。

    仅凭这些,《二十二》就值得我们进电影院去观看。我们从不缺乏对英雄的崇拜,可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平凡人承受苦难的那种了不起。

    尽力不崩溃,继续活下去

    《二十二》上映之前,描写家国苦难的电影,主旋律通常是宏大叙事和直抒胸臆,这给我们一种错觉,好像中国人向来是善于直接表达自己感情的,是用大悲大恸的方式消解苦难的。

    比如这次力荐《二十二》的冯小刚。几年前他拍的《唐山大地震》,镜头里的徐帆就时刻处于情绪爆发的状态,任何时候,想哭就能哭,想笑就能笑。

    但,不是这样的。在真实生活中,中国人面对苦难时,往往不是这样的。

    贾樟柯拍摄电影《海上传奇》时,说他最感动的,是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讲述故事的方式:家国兴亡和个人悲剧,他都非常平静地诉说。

    贾樟柯说,中国人高贵的地方,就是可以用平静的方式,讲述这样重大的事情。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可以称之为民族性格的品质,但我知道,很多中国人面对苦难时,就是这样的:在巨大的悲伤下,尽力不让自己崩溃,用平静的方式处理悲剧,继续活下去。比如保姆纵火案后,林爸爸面对镜头,平静地接受采访,隐忍地分析事件,理智地维权。

    不代表他们不痛,只是因为他们高贵。

    我想,拍惯了《唐山大地震》《集结号》和《1942》这类“大”电影的冯导,很有可能,是被与宏大叙事相反的,更细腻克制的表达方式吸引,才力推《二十二》这部“小”电影吧。

    我的一位记者前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512大地震之后两天,他到都江堰采访。都江堰中医院粉碎性倒塌。废墟上站着一个穿便装的、50多岁的农民,他的女儿在这儿做护士。

    起重机吊起一块钢筋,露出了一个穿着护士服的身体。营救人员把护士的头和四肢挖出来,开始清理面部。老头也围过去看,看了一眼,掉头走了。

    记者前辈上去问他:这是你女儿吗?老头说:是。又问:你怎么知道的?老头指着鼻子:“我女儿这儿有颗痣,我看到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老头非常克制平静,就像在旷野上,看到太阳在下山。

    记者再问他:你们最后见面是什么时候?他说了一长串:五一回来了一个下午。最后一次打电话是5月8号她妈妈生日,她打电话祝妈妈生日快乐。告诉她妈妈,她买了礼物,下次带回家。她妈妈问是什么礼物啊?她说,我不告诉你,等你看到就知道了。

    说到这儿,老头突然蹲下,大哭起来:“她买了什么我再也不知道了。”

    这位前辈事后回想,幸亏当时他还没有孩子,否则他绝对没有勇气问出那些问题。而这个老人,一开始平静得出奇,其实是巨大悲伤裹挟下的坚忍。

    还是这位前辈,跟我讲了另一个故事。他到云南采访经历松山抗战的滇西老兵。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共有3次整个联队被歼灭,其中一起就是在松山。我军死亡7763人,日军死亡3000余人。抗战胜利后,那些老兵就在滇西扎下了根。

    一个老兵后来回忆:“我还是一下雨,就做梦。梦见我的战友,我们还在打鬼子,到处是炮声和战火。有时醒来,发现只是外面在放鞭炮。”

    讲这些时,他的脸上是很安详的。就像《二十二》中的慰安妇那样,平静地生活着,只是有时会想起战争带来的恐惧。

    对苦难坚忍和克制,不代表苦难本身可耻

    可惜的是,坚忍和克制这种面对苦难的崇高品质,很多时候被误解了。很痛心,有些人选择谴责的,是苦难本身甚至苦难的受害人。

    最典型的例子是,2016年底,上海虹口一家叫“海乃家”的慰安所旧址被拆除。在普通民众和相关机构眼中,“慰安妇”是个耻辱的话题。虹口区文物遗址史料馆的馆长当时说,在学校里有这么一栋房子,对学生影响不好。

    一些市民也说,“慰安妇”是个耻辱。

    我想起《二十二》电影一开始,是一个韩国摄影师在讲述。他一直在关心毛银梅老婆婆的生活,还给她带来了韩国音乐和地图。他还在韩国发起为毛婆婆筹款修缮房子的活动。

    在对待“慰安妇”问题最坚决的韩国,孩子们很小就会被组织学习相关历史。《二十二》里有个来自日本的志愿者米田麻衣。她2008年加入“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要求支持协会”的组织,每隔一两个星期就会前往陵水、保亭等地看望阿婆们,与她们生活在一起。她们死去,她痛哭。

    相比之下,我们的民众和史料馆馆长差得太远。

    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我觉得她很美

    在苦难面前坚忍和克制,不代表苦难本身是可耻的。

    这些老人,如今只剩下八位,但她们不该被遗忘。

    请记住这些名字,她们是:陈林桃、张先兔、李秀梅、骈焕英、郝菊香、赵兰英、任兰娥、何玉珍、刘风孩、曹黑毛、李风云、毛银梅、陈亚扁、黄玉凤、黄有良、陈连村、符美菊、王志凤、李美金、王玉开、林爱兰、符桂英、李爱莲、韦绍兰、刘改连、张改香。

    如果我们自己都试图遗忘自己的历史,为之感到羞耻,还有什么立场喊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呢?

    截至今日,上映五天的《二十二》票房达到7800万,完全超出了导演“过600万就满足”的预期。《战狼2》的票房则将突破50亿大关。这两部完全迥异的影片代表了国人对战争的两种思维。

    《战狼2》50亿票房的贡献者们,有一些是经历过战争的老兵,最多的还是军迷和没经历过战争的90后年轻人。相信我(因为我就坐在人群里),当荧幕上的吴京在海外喊着爱国口号时,民族主义的荷尔蒙充满了整个朝阳大悦城的放映厅。

    而《二十二》里,冰凉平静的镜头下,曾经被迫成为“慰安妇”的老婆婆们,都在痛恨日本人,但也都在告诉我们,希望这个这个世界不要再有战争了。

    电影最后的字幕,是陈林桃老婆婆的一句话:“希望中国和日本一直友好,不要再打仗,因为一旦打仗,会有很多人死去的。”

    我还被韦绍兰老人的这句话打动:“这个世界红红火火的,吃野东西也要留出命来看。”

    感谢这部纪录片,让我认识这群高贵可爱的老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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