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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向朝廷报“祥瑞”的知县
2016年12月05日
来源: 凯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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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万历年间宝坻知县袁黄(1533—1606),是一个务实亲民、低调为官的好县令。《宝坻政书》中记载了一个关于袁黄不愿向朝廷报“祥瑞”的故事,让我们感到他是一个不慕虚荣的地方官。

  明朝万历十六年(1588),袁黄初到京畿宝坻任县令时,宝坻已经连续五年遭受水灾,农田积水严重,良田歉收,百姓逃荒躲水,背井离乡。面对严峻的灾害,年过五旬的袁黄没有退缩,积极抓好抗灾自救。他亲临田野调查灾情,指导对农田沥水进行疏导,动员民众清挖河道,加筑河堤,阻拦洪水。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县内农田积水得以全部下泄,转年宝坻粮食生产得以恢复,获得了好收成。

  袁黄到宝坻上任之初,在百姓苦于缺少食物的节骨眼上,宝坻的田野里长出一种奇异的野草。嚼食这种野草的根和茎,有甜甜的味道,人们把这种野草晒干后,碾磨成粉末儿,则能代替粮食充饥。待农田沥水全面排除后,这种野草在宝坻的田野里到处生长起来,于是老百姓有了充饥度荒的代食品。人们觉得,沥水退去的农田里长出这种奇异而又能充饥的草,是一种“祥瑞”。那时的人们很迷信,一方面觉得这是“老天爷”发了慈悲,把度荒的食物赐给饥饿的百姓,救济众生;另一方面又感到,是新来的袁县令勤奋诚恳,亲民干事,感动了上苍,才有这种“祥瑞”降临。于是,有人劝袁黄尽快将此“祥瑞降临”之事上报朝廷,取悦皇上以求得赏赐褒奖。袁黄严词拒绝。

  为了回答人们为什么不向朝廷皇上报“祥瑞”,他还专门写了一篇《野谷解》。袁黄在文章中说:“我进士及第授官为县令,初任宝坻知县时正遇罕见沥涝,五谷不收已经好几年了。富人成了穷人,穷人大多被饿死,众多死者交错地躺卧在一起。我长期习学文章,并不通晓世上的事务,不知道该怎么办,幸而得到上司的信任,得以核算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四千三百余两,还免除了向上级官府缴纳的四轮车等实物,也不再向京城派送采石的民夫,这些不仅减轻了县里的负担,也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躲水逃荒的人渐渐回归家乡,四方游离的百姓也有来宝坻定居的。然而,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人们便请求赈济,可当时仓中没有多余的粮食。商议借贷,民间又没有富裕的人家。百姓聚在一起没有吃的,就会生出变乱。我每天都心神不安,忧愁不止。到了十月,积水退去,土地显露,有一种野草生出,其果实比谷粒稍大,比菊籽略小,其草茎高不过三、四寸,其实这种草就是一种野谷子,百姓赖此作为度荒的食物。有人拿此物专门给我看,并请求说,‘这可是不同寻常的祥瑞,应该抓紧上报朝廷。’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颂扬天下太平的人,急于用与天象相符之物为祥瑞,而考核政绩的人,则先看人事治理的情况。我治理宝坻以来,偷窃和劫夺财物的盗贼还没完全平息,百姓争斗的事情还时有发生,虽然有一种可食用的草出现了,但我们就值得称它为‘祥瑞’吗?”

  袁黄在文中还说,“我听说圣明的君王修养德行、减少刑罚,上天感应就长出好的粮食。今朝廷下诏书,使监狱不动刑罚好几年了,倘若以这个为‘祥瑞’,也应当在圣明的君主和贤良的宰相的身上,而不能在我这么一个县令名下。既然祥瑞应在皇上和宰相身上,我是不能为贪图功名而向朝廷申报县内农田里长出可以充饥的野谷子这种事情的。”袁黄还说,“按照常理讲,人们听说灾害就惧怕,但惧怕则对人有益处;闻听祥瑞就欣喜,而欣喜就容易使人松懈误事。《春秋》中记灾害而不记祥瑞,难道没有深意吗?不耕作,就不会获得吉祥,而我治学还没有脱离诵读阶段,治理县域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怎能为贪慕虚荣,去上报‘祥瑞’呢?”

  作为400多年前的封建社会官吏,袁黄头脑中虽然有一定的封建“忠君”思想,但是面对困难,他敢于正视,而且务实干事,为官谦卑低调,做实事而不声张,为民解难不懈怠,表面虚荣不追慕,不愿向朝廷皇帝报“祥瑞”,在封建时代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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