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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驳复仇议》看中古士大夫的思想变化
2016年12月01日
来源: 凯风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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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戏曲中,有一出家喻户晓的戏——《过昭关》。楚平王听信谗言杀了伍奢父子,伍奢的小儿子伍子胥一路颠沛逃出昭关。其后,伍子胥助吴国灭楚,鞭平王尸为父兄报仇。这是一出讲中国古人复仇的戏。谈到复仇,我们不妨将观察的视角张开,从东亚一路观察到泰西,无论是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四十七武士(为主君报仇),还是莎翁笔下的《哈姆莱特》(子报父仇),复仇可谓是横亘东西方古代文化中的共同主题,既是推白刃于腹中的具象行为,也是为文学家所酷爱的文化现象。 

  复仇文化绝对是古今学者所议之一大题目,其缘起嬗变并非本文所探讨,本文主要想谈谈笔者对于隋唐以降,中古文人士大夫阶层对于复仇观点的变化。而柳宗元的《驳复仇议》则是相当有代表性的一篇作品。 

  在谈及《驳复仇议》之前,先说说唐朝盛世出过的两件复仇案例。武后执政时期,下邽人徐元庆因其父为县尉所杀,遂手刃县尉。当时名士陈子昂提出诛之而旌其闾的主张。玄宗时,监察御史杨汪杀了有贪污嫌疑的官员张审素,而张的两个儿子被判流刑。数年之后,张审素的儿子为父报仇杀了杨汪。当时中书令张九龄希望能免去二子死罪,虽然二子最终仍被仗杀,但是士民皆怜之,为作哀诔,榜于衢路(《资治通鉴》)。 

  这两个案例的共通之处在于,舆论都对复仇者持一种同情的态度,而当权者则选择以死刑维持法纪。到了中唐,柳宗元写了一篇《驳复仇议》的文章,详细讨论了武后时期的徐元庆复仇一事。柳宗元认为礼之大本,以防乱也,礼和法都是防乱(维护纲纪)的工具,两者目的趋同,并行不悖。如果徐父是被依法处死的,那徐元庆的复仇就是对依法执法的县尉进行无理报复,按律法应该处死,道德层面也没有值得称道之处;反之,如果县尉枉法杀人,那县尉本身的行为就构成了死罪,徐元庆的复仇不仅占据道德高点,在律法方面也可以通融宽待。如果徐父有罪,仅从父子亲情的角度出发,为徐元庆的行为开脱,是为坏礼;抑或徐父无罪,却要处死徐元庆,则是黩刑 

  这篇文章奇特之处在于,柳宗元并没有完全否定复仇行为,而是认为复仇应与礼法相符,复仇必须建立在其仇当复这一原则之上。换而言之,柳宗元所赞成的复仇是蒙冤者家属利用个人手段惩治恶人,其实这也是对法律漏洞的补救行为。在没有现代法治意识的时代,这种行为本身维护了宗法制度的亲亲之义,在某种程度上也达到了以防乱也的效果,在量刑方面是可以融通的。简而言之,当时的主流思想是将复仇与守法视为相抵牾的概念,而柳宗元则将复仇加以区别,强调了复仇与法律之间的可适性。 

  那为什么会在柳宗元这样的名士身上出现这样的思维转变呢?笔者以为,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审视这个问题。 

  其一,社会政治体制的变迁。唐朝李氏政权对汉代以来的门阀世家大肆打压,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绝对君主专制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在皇权贵族之下,四民——“士农工商的社会体系在前代基础上更为稳固。皇帝,王朝,国家三位一体的概念愈发深入人心,对君主的个人忠诚即君臣大义超越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一切其他关系,占据了封建道德体系的顶端。虽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直到隋唐,儒家思想才真正成为国教,对一切社会行为,甚至于对帝王的一举一动,都拥有最高解释权,其原因会在后面讲到。与此同时,个人为亲友报私仇,符合亲亲之义,与儒家极端推重的孝道相适应。因此,在不影响社会结构稳定,不危及王权统治的前提下,复仇的合法性是可以商榷的。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当权者并不推崇复仇(从维护帝国稳定的角度而言),韩愈不就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嘛!之所以不一概否定复仇,只是对人类朴素情感和儒家道德体系双重考虑下的一种容让行为。 

  其二,统治阶层成分的改变。隋唐开科举取士与打压门阀,造成了通过科考跻身统治阶层的士子(文人)遍布朝堂之上这一结果。到了明代,内阁辅臣,六部十三道官员除了少数勋臣之后,庶几为科举文士所占据。而他们自幼研习的孔孟之道不仅是他们的进身之阶,也是他们终身捍卫的礼法之本,这就是前面所提“最高解释权”的缘由。至于魏晋贵族名士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已是昨日黄花,空中飞絮,在历史的浩浩钟声之中随风远逝。当这些孔孟之徒占据庙堂,将他们的理念与治国实际相结合之时,必然会想到:如果不能禁绝复仇行为,何以不将之在礼法框架内加以限制呢? 

  其三,士大夫思想意识的变化。在汉代,中国士大夫精英阶层用能文能武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汉末刘备、公孙瓒都在大儒卢植门下读过书,而卢植本人也在剿灭黄巾军的战争中带兵打过不少胜仗,而有小霸王之称的孙策,年少之时也曾在洛阳束发读书。虽然未必礼乐射御书数六艺齐备,但士大夫多慷慨好勇之徒,有投笔从戎的班定远,有弱冠请缨的汉终军。一直到奉行扩边主义的盛唐,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仍然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想倾向。但是,随着中华文明日益趋于保守、内向,以及科举制度的不断推进,中唐以后的知识分子愈发理性。相较古人,多了些思维上的深刻,少了些行为上的狂热。复仇这种戆勇古直的行为渐渐地变得不合时宜,也渐渐地从士大夫阶层的血液里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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