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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们的“体用之争”
2016年12月01日
来源: 凯风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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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时今日,民国年间学者的一些往事被部分当代文艺爱好者称为“名士做派”、“大师风范”、“民国范儿”。这些旧式文人(国学大师)的青年时代多是在前清度过,不少还取得了功名。在封建时代,有功名的文人属于特权阶层,可以见官不跪。一旦考上进士,便可以做官,哪怕只是中了举人,也立时跻身上流,成为地方缙绅。到了民国,这些进入大专院校的文人,除了传道授业解惑,还多有老派作风,孤高自赏之外,倨傲的态度也如附骨之疽,难以卒改。理性看待这一时期的大师。哪些行为是“名士风度”,哪些行为是“文人无行”须加以甄别,不可一概否定,也不能盲目推崇。 

  如黄侃先生生性疏狂,不检之处颇多,难免有轻薄无行之讥,授课也多敷衍。刘文典先生在西南之时抽鸦片,甚至兜卖烟土,这都是可讥之处。不能因为是大师,就将这种作风正常化,也不能因为这些他们身上的不正之风就否认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人品之中高洁傲岸之处。黄刘二位先生都是“带性负气”之人,黄侃有次在酒席之间险些殴打了钱玄同,刘文典多次公然嘲讽贬低沈从文,这又引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民国文人的新旧之争。 

  19276月,王国维先生纵身跃入颐和园内昆明湖中,除了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言,也留下了一段至今被人一谈再谈的谜案。关于王观堂先生的死因,最有名的说法莫过于死于文化 

位于清华大学的王国维墓碑(图片)

  王观堂先生走了,但是斯人生前身后,文化的生死之劫还在继续。五四之后,民国的知识分子大体可分为新旧两派——坚守中国传统文化道统的旧式文人与推崇西方文化的新式知识分子。 

  那划分的具体依据是什么呢?以知识体系而言,很多旧派文人也接触西方文化,王国维《人间词话》多处引用叔本华;辜鸿铭一生四洋(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其西学功底恐怕也是许多新派知识分子所不能及。而胡适,鲁迅,钱玄同诸人整理国故,在小学方面多有建树。以政治倾向而言,章太炎是同盟会早期元老,清末就闹革命去了日本,是不折不扣的激进派,而林语堂朱自清等人安静读书,反要温和得多。 

  如果要说分歧,表面而言,双方分歧在于对于白话文的态度。旧式文人对白话文与用古白话所写的话本小说多持鄙薄态度,视为小道。刘文典瞧不起沈从文是因为他只是个写小说的,刘文典认为他没资格当教授。而新派知识分子则力主推广白话文,用白话文写作,胡适在给青年人开关于中国古代文化方面的书单时列举了许多传奇,小说,视为瑰宝,据说张兆和第一次在胡适办公室遇到沈从文之时,胡适称赞沈是“天才”,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小说家”,拳拳之意可见一斑。 

   深层次来说,旧式文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与小学,认为不仅有学术上的价值,更有现实指导意义,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是中国富强的良药。反之,新派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于时代的产物,是中国近代以来贫弱的根源,中国要自强自立,必须摒弃原有文化,效法西方。五四以后一段时间,这种思想发展到了一种极端,钱玄同等人主张弃用汉字,改用拼音文字,黄侃骂钱玄同,是因为钱玄同本是“章门弟子”,黄侃认为他数典忘祖。 

  喜爱京戏与嗑瓜子的行为都被某些进步之士视为中国人的恶习。对于新派知识分子的主张,现代学人多认为过于激进,不符合国情,但也有人认为矫枉必须过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 

  在笔者看来,在洋务运动之后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已经雄辩地证明了中西体用之争的无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不可分割,其精妙之处颇多,在迈向未来的时候,中国文化是大有裨益的。另一方面,西化与否是个伪命题,真正的枢纽在于实现现代化。西方现代文化与古典文化也千差万别,既然西方文化可以现代化,中国文化为何不能敝帚自珍,思考一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呢? 

  中国近代的落后(与西方拉开差距)起始于大航海时代,西方人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数百年间,在全球范围内拓张,发展商业,掀起工业革命浪潮;中国则闭关锁国,清朝仅在广州开设“十三行”与他国保持十分有限的贸易。与其说中国传统文化有缺陷,无如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别是上层士大夫)结构有缺陷,关注自然科学的学者太少。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如何实现中国本土文化的“现代化”,走出自己的“路”,这才是文化能否走出去,能否获得“话语权”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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