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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席断交:他们友谊的小船为何说翻就翻?
2016年12月01日
来源: 凯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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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这是人世间对珍惜彼此友谊的最好祝福和期许。可是历史上有些名人因性格、志向、利益等原因,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因而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有的甚至成为仇敌。

  管宁与华歆:割席断交

管宁与华歆

  管宁是春秋时代的贤相管仲之后,今山东临朐县人,自幼好学,饱读经书,淡泊名利。他与华歆原本是一对“好基友”。

  见一叶而知深秋,窥一斑而见全豹。管宁是从两件小事上看出华歆人品不咋的而割席断义的。第一件事是,有一次,两人一起在园中种菜,忽然见到一块金子,管宁视若无睹,挥锄如故,华歆见了连忙捡起来,仿佛中了五百万双色球,喜形于色。然而他看到管宁鄙视的眼神后,只好无奈地扔掉它。第二件事是,有一天,两人在一起读书,忽然外面车马喧嚣,似有贵人经过,华歆急忙扔下书本,跑出门去看热闹,管宁不为所动,读书如故。等华歆回来,管宁找来一把刀子,把两人同座的席子割了,说了句决绝的话:“子非吾友也!”文天祥在《正气歌》中称赞管宁“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古人云:志不同、道不合。华歆对金银财宝、高官厚禄心驰神往,导致官宁与他割席断交。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选择志同道合,淡泊名利、学习专注、有修养的朋友。

  李光地与陈梦雷:欺君卖友

李光地与陈梦雷

  陈梦雷、李光地二人是同乡,同为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都是康熙朝的知名人士。三藩之乱时,耿精忠邀二人加盟,因为家人被耿精忠扣作人质,二人只能“俯首听命”。但是二人知道耿精忠“成不了气候。”于是商议采用一走一留的办法:陈梦雷“潜伏”下来刺探内情,李光地走,借机给朝廷汇报情况。

  康熙十四年(1675),李光地将陈梦雷提供的福建前方情报上了一道《密陈机宜疏》,得到了康熙赞许。平叛之后,李光地扶摇直上,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而“潜伏”下来刺探军情的陈梦雷却成了附逆罪臣,逮捕下狱,贬戍奉天。原来,李光地在《密陈机宜疏》里只署了自己的名字,成了一个“摘桃子”的小人。更为可恨的是李光地不但不澄清事实,营救陈梦雷,反而落井下石除之而后快,“护已往之尤,忌共事之分工,肆下石以灭口”。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陈梦雷痛恨自己有眼无珠,视李光地为朋友。为此,他愤然写下了《告都城隍文》,揭露李光地背信弃义行为;还写了四千言的《与李光地绝交书》,骂他是“欺君卖友”之徒。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全祖望也说李光地是个伪君子:“其初年则卖友,中年则夺情,暮年则居然以外妇之子来归” 。

  曾国藩与左宗棠:与吾意见常相左

曾国藩与左宗棠

  老曾与老左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牛人,是一对“冤家”。曾国藩被誉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左宗棠呢,是中国历史上收复国土面积最多的将军和民族英雄。前期,曾是左的领导,对左宗棠有举荐之恩,后来平起平坐。

  “季子自鸣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吾意见常相左;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你经济有何曾。”曾国藩与左宗棠彼此间经常唇枪舌战,互不买帐,尤其左宗棠,他总是瞧不起曾国藩。从这幅对联就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隔阂。

  最终导致两人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是什么呢?

  是因为一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传奇故事: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攻克天京后,洪秀全的儿子洪福王到底是死是活?曾国藩给朝廷上折子说死了,是自己烧死的;左宗棠上折子说还活着,跑到广西去啦。

  把“黄老之术”(黄老就是说黄帝和老子,中国古时的政治家深信做人为官要“内修黄老,外示儒术”)当作为人处世准则的曾国藩被激怒了,他说左宗棠收复杭州时让十多万太平军逃出;还说左宗棠危言耸听,想要邀功。老左也针尖对麦芒,说曾国藩沽名钓誉,愚弄朝廷。于是两人打起了“口水仗”,清王朝乐看他们“窝里斗”。

  从此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人就像一条河流在某一处分开后,再也没有汇合。但是老曾与老左都是“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的伟人。曾国藩去世时,左宗棠送来一幅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这是左宗棠对曾国藩及他们两人关系由衷而做的评价,二人的恩恩怨怨也烟消云散。后来左宗棠对曾国藩儿子们有求必应。

  郭嵩焘与左宗棠:公负我,我不负公

  郭嵩焘与左宗棠是正儿八经的湖南湘阴老乡,他对左宗棠有推荐和救命之恩。

  郭嵩焘曾与江忠源和胡林翼劝左宗棠出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僚。咸丰八年(1859)十二月,咸丰帝召见郭焘嵩,询问左宗棠的情况,郭嵩焘乘机积极推荐左宗棠:“左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现在湖南四路征剿,筹兵筹饷,多系左宗棠之功。”当咸丰帝希望左宗棠为自己的江山社稷效力的时候,郭嵩焘又不适时机地坦言:“左宗棠为人是豪杰,每言及天下事,感激奋发。皇上天恩如能用他,他亦万不出之理。”

  无论是推荐左宗棠,还是樊燮“京控案”,郭嵩焘都使出了“洪荒之力”。

  樊燮“京控案”发生时,郭焘嵩正值南书房。他想方设法,四方求援,并请同值南书房的潘祖荫上奏求情(他自己为避嫌)。潘祖荫力陈左宗棠任幕僚时的实干,阐明左宗棠为东南局势的决定性作用,并打了一句震天动地、流传至今的“广告词”:“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经过郭焘嵩、胡林翼、曾国藩等湘籍大佬的积极努力,左宗棠因祸得福,不但逃过一劫且被授以四品衔,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从此官运亨通,扶摇直上。左宗棠对郭嵩焘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郭与我交谊稍深……此谊非近人所有” 。

  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同治四年(1865),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左宗棠连上四折参劾郭嵩焘,称其筹饷不力。且提供广东巡抚的侯选人,迫郭嵩焘离去意图昭然若揭。郭焘嵩对左宗棠“以怨报德”的行为,一直耿耿于怀,至死都不原谅他,“世须才,才亦须世;公负我,我不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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