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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的司马相如与“失意”的词臣们
2016年11月30日
来源: 凯风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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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与诗之风谏何异。这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太史公对于司马相如一生所作的整体评价。读过《史记》的朋友恐怕大都会对此不无感慨:太史公对司马相如竟是偏爱如斯。整部《史记》当中,为文士立传的只有两篇,即《屈原贾生列传》与《司马相如列传》。其中,《司马相如列传》的篇幅较《屈原贾生列传》多出数倍,传中不乏大段乃至全文引用“相如赋”原文。于此不难看出,一向言辞犀利,笔锋尖锐的太史公对司马相如真可谓青眼有加,而这份重视源自对司马相如文章成就的嘉许,也是对司马相如文坛地位的肯定。凭此一点,司马相如在千载之下,亦足以傲视群雄,但单凭此一点,还远不能称得上得意 

  在民间,一直以来,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那段瑰丽的爱情故事是无数文人骚客热衷的创作主题,琴挑文君当垆卖酒”、“凤求凰”的典故至今仍为人乐道。今人写文章时,仍会不时引用卓文君《白头吟》中那句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而对于文学爱好者来说,司马相如更是伟大,他的开有汉一代大赋之先河,对整个汉赋,乃至对古代中国的文风、文体——骈文、散文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说起相如赋,就不得不提《上林赋》与《封禅书》。这是历史评价截然相反的两篇大作。前者千百年来广受赞誉,后者则为士林嗤之为谄媚。《上林赋》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史记》)。至于《封禅书》,则因劝汉武帝封禅,违背了非尧舜之君不得行封禅之事的儒家传统观念,为后世所讥。综观相如之文,劝百讽一,于大处逢迎天子,于小处有所规谏,后世多是重其文而轻其为人。那笔者为何对这种文章之豪,同时也是儒家政治道德观念中的小人,用得意二字形容呢?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史记》)。这段话中有两个关键之处,一是相如存在生理上的一点障碍;二是他并不想当大官,在仕途上没有什么野心。由此分析,不难为司马相如勾勒出一幅人物小像。他在人生道路上扬长避短,以文章进幸,其人乐于为官,却无多大野心。文章之盛名,金钱之丰饶,足以称其心意。就其个人人生追求而言,不可谓不得意呢! 

  古代中国是一个文学的国度。中国历史上以文进幸的文士何其多也!在这份名单上不乏如李白、苏轼这样灿若星辰的名字。而这些以善属文得以为官的人又被称作词臣 

  同样是词臣,如果将司马相如与他的这些后辈加以比较,不难发现,在他们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那就是他们在仕进这一问题上本质观念的差异。对于司马相如而言,文章是进身之阶,得到天子眷顾,社会地位得以擢升,饶田宅,美妻妾,优游卒岁,不亦美哉!而后世词臣,特别是唐宋以后的词臣,对此种观点大多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文章乃经国之伟业,正所谓文以载道,当以国师之姿为天子指点江山,以宰辅之身为天子筹谋赞画。至于司马相如之辈,终身弄文翰小道,实不足道也。 

  可透过历史的雾霭,我们看到,这些词臣的背影大都是佝偻的,面容大多是苦涩的,得意二字已经很难在他们身上觅见。既然不能得意,也就难免失意了。 

  说起文人做官失意之人,最容易想到的莫过于那个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李太白。众所周知,李白曾做过唐明皇的翰林待诏学士,起家之初,走的也是文章干谒的门路。《大唐李白》中张大春先生曾对李白不走科举之路的原因做过详细的论述,主要是因为李白出身商贾之家,在唐代没有科考资格。但李太白毕竟是高唱着我辈岂是蓬蒿人,一路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慷慨之士,终究没有像李长吉那样,把不能仕进的愤懑倾泻到万卷诗歌之中,落得郁郁早卒的悲惨境地,而是选择以诗文干谒当朝政要,甚至在《与韩荆州书》里留下了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样令后人读来不无尴尬的句子。但也正是他二十成文章,历抵卿相的态度让他获得了晋身之

姿。在唐玄宗的宴会上,玄宗亲自为他调羹,这也成为他终生难忘的一大荣耀。只可惜,最终他还是离开了宫廷,对此,至今仍有学者认为李白是因为言行乖张,为权臣所恶,加以构陷。其实,使他离开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以卿相自诩的自我定位与玄宗对他承制作文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对皇帝而言,李白不过是一介文士,是装饰玄宗这位开明君主奖掖文艺的匾额之上的那一缕流苏,是为玄宗这位文学爱好者圆梦的一位玩伴。 

 

                                     

 

  李白失望了。失意的李白离开了这个朝廷,游历江湖,最终酒后捞月,投身一片汪洋。 

  与李白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相比,明末清初的文坛巨子吴梅村就更让人为之唏嘘不已。吴氏在诗文上的成就使他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甚至还有人认为《红楼梦》的初稿出自吴氏之手。而这位崇祯四年的榜眼,在明亡之后一度归隐,甚至与友人相约出家,后在朝中贵人与儿女亲家的劝说下出仕新朝。然而此时一心想有所作为的吴梅村,北上京城之后得到的仅是国子祭酒这样的闲职。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只是新朝用以装点门面,彰显天下士子归心的一枚棋子,可此时的吴梅村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说李白只是不能“进”,吴梅村可说是“进退维谷”。 

                                      

 

  据清人笔记所载,一日,吴氏与众人观昆曲,有一出名为《烂柯山》的曲子,讲的是买臣休妻的故事。当优伶唱到那姓朱的有何亏欠于你?”,吴梅村面红耳赤,场面尴尬至极。在他的绝笔《贺新郎·病中有感》里留下了竟一钱不值何须说的自我评价。回想当日,令吴氏面红耳赤的,是一个士大夫不能坚守臣节的悔恨?抑或是为人所轻,郁郁不得志的失意呢? 

  历史大潮起起落落,“得意”与“失意”都付与这一片汪洋。仔细听来,那潮起潮落不正是声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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