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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下赤贫的农民和他的生死田园
2016年11月29日
来源: 凯风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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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常事物的诗化以及天堂这样的想象力园地被一种在人境俗世中的“结庐”所揭示,我们说是时候回到田园了,因为田园才是陶渊明诗化生存的命脉所在。

  陶氏田园诗的勃勃生气源自它与诗人在大地上栖居的亲密关系:一种性灵彰显的脉脉温情,同时也体现着与艰辛日常生活的现实关联。《归田园居》是陶渊明描绘自己诗意栖居最集中的一组,文学家发现他以匪夷所思的运笔能力将一个诗化的农耕文明所应有的一切主题、元素和审美客体囊括殆尽。在我们的讨论中,田、园、林,静谧淳朴的自然风物以及人的闲暇时光,都构成他诗化生存不可或缺的要素。

  “我土日已广”洋溢着的农人粗犷的欣喜,“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流露出真实劳作的欣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让我们看到一个农民的昼夜辛劳。田园是其衣食所托,是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陶渊明真正让人敬佩的地方就在这里。田园本身,绝不是诗,不是交响曲,不是风光,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的艰辛生产,它包含了耕耘、繁育、制造以及吮吸(但更多是盘剥)大地等内涵,它所揭示的是终有一死的人无可避免日夜劬劳的生存本质。

  陶渊明将自己的双脚深深根植于这样的田园。为了追寻梦寐以求的内心自由和经济自足,逃离官场戒律和仕途奴役,他创造了属于他一个人的“内圣外王”哲学,即君子风度和坚实矗立在田园上的诗歌王国。然而贫穷的残酷也常常让这位国王无地自容,无奈奔走觅食于友邻之间。他一面表达着“君子固穷”的儒家道德主义的坚守,一面为妻儿牵连受苦而感慨愧疚;疾病使他在年轻的时候就两鬓斑白,成早衰之相。他“顾惭华鬓,负影只立”,感到“三千之罪,无后为急,我诚念哉,呱闻而泣”,一种刻骨铭心的无法赎罪的痛苦袭击着他的生命。而生命凋零,如阴霾笼罩他的岁月。他反反复复吟哦这时间的话题。此外,还有伊藤直哉先生所考证的后代无才、婚姻爱情不得意等等俗世俗人所无法逃避的现实,折磨着这位被梁启超称作“庐山下的一个赤贫的农民”。

  农民陶渊明深深地沦陷在他的生死田园之中。在他的《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里,诗人把一个“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的悲哀形象推向读者。他先后经历了前妻、母亲、妹妹、从弟等亲人的辞世。在多篇祭文里,哀哀泣血的陶渊明形象令人震惊。自古以来,没有人能够真正直面死亡无动于衷,那些视死如归抑或超然洒脱的历史记录,不过是因为死神还未雷霆震怒,降临己身,或者死亡的事实被时间净化、被情操升华。鼓盆而歌的庄子,也曾向惠子陈述其妻初亡猝不及防的惊恐与悲伤。

  圣人、彭祖及松、乔等仙人,无一能够挽留生命的逝去。“今我不为乐,只有来岁乎?命室携幼童,良日登远游”,痛惜之余,就是倍加珍惜这有限而又充斥着无限悲喜的人生。陶渊明并没有真如其诗,择一良辰,携老扶幼,到远方去,那样不过如一次苟且的逃亡。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陶渊明毕竟非常人可比,他那敢于直击死亡的猛烈的歌咏,把性情提升到本体论高度,导引向对生命美好珍爱的一往情深。

  与田园的现实进行搏斗,杀死一个文人的内心软弱,使得陶渊明勇敢,并且深刻、深邃和深情。“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在他的《挽歌歌辞三首》中,他以一种提前经验死亡的极端方式,尽情领略死后种种面相。灵魂把绝望和痛苦的境地在揉碎后净化,取得人的精神超越可怖的死亡的效果。死原来不过如此。

  陶渊明无所忌讳地为自己写下《自祭文》。类似《挽歌歌辞》中的死亡仪式再次被生者提前体验。这是庄子和骷髅那次神奇对话之后,有限与无限的问题以同样的方式重新被突破,不同的是,这次诗人陶渊明不再宣扬死有可能比生更令人欣喜,更让人迷恋,而是揭穿死的全部真相:枯槁与静默,无关得与失、是与非,也无所谓轻和重。

  在陶渊明看来,死即道的回归,也如道的前进和绽放一样不可阻挡,却令人满足。那沉重的负担岂非也是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囊而战,我们的生活不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实和存在?我们又怎可辜负这短暂而稍纵即逝的美好岁月?“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饮酒十一》)“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饮酒其九》)“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归去来兮辞》) ……人生的悲喜他两面去体悟,呆呆地达到谛观的境界。

  用林语堂先生的话说,陶渊明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一种奇怪的特质,这种特质就是肉的专一与灵的傲慢的奇怪混合,就是不流于灵欲的精神生活和不流于肉欲的物质生活的奇怪的混合。“陶渊明是那种能够酷爱人生而不过度,能够看见尘世的成功与失败的空虚,能够站在超越人生和脱离人生的地位,而不敌视人生的人”,林语堂真可谓既懂陶生,又知人生。

  向死而生,陶渊明与他的田园融为一体。他不再是整日躲在土室里过着僧侣般深刻生活的焦先(汉隐士,事见皇普谧《高士传》),也非住在他自己所宣扬的“无论魏晋”的桃花源,怡然自乐。他的田园关乎现实俗世,是躺在耕读文明时代的一本安静的宗教经卷。从事农业生产的他既不去摆脱祖先遗留的身份,也不打算尽弃红尘,刻意将知识和信仰给予他的痛苦一笔抹去。他坐在南窗寄傲的同时,也唱着“刑天舞干戚、猛士志犹在”的歌。

  理想的崇高主义并不影响现实的卑微,他与外界保持着关键的联系——朋友、邻里、市井与郊村,庙堂与江湖,他在庸常冷寂的世界过着生机盎然的生活,“依周礼往复之义,且为别后相思之资”,他的田园具有别样情味。理论上,他是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活案例;实践中,他努力不让自己真的与世隔绝,走投无路,他借助外界裨益诗歌事业的实现和情感生活的维系。

  陶渊明在田园“心”隐“迹”不隐。在公元3至4世纪隐士辈出的时代,他独树一帜。生活在比他早的时代里的隐士仲长统,曾经这样描述他的田园:

  那里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场圃筑前,果园树后。有舟车可以代步,有珍膳可以让父母妻儿无苦身之劳。有好朋友和美酒娱乐。良辰吉日,烹羊宰牛,在舞雩吹风、在高堂歌咏。不必受当时之累,并可以长生不老。过着这样的生活,就连帝王之门我也不屑入。

  看起来仲长统是在做一个高官归乡后的白日梦,这样的田园生活一派喜气洋洋,衣食充裕,无忧忧虑,还长生不老,就是皇帝自己恐怕也会向往。大约与陶同一时期的谢灵运也曾描绘他归隐的田园,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我要南北两居,水陆畅通。要观风瞻云,也要九泉、五谷和珍奇。要修竹子,植灌木,把奇峰怪石搬到院中,把清澜如镜置于窗前,香草芬芳,日月投光,夏凉冬暖,以便我随时玩水弄石。

  事实上,谢灵运的归隐生活豪华而显贵,他曾亲手打造世家大族的殷实庄园,但并不仅是用来玩水弄石,他居住其中还观察着朝廷权贵们的一举一动。他终究未逃杀生之祸。历来陶谢并称,陶渊明那摒退物质和功利诱惑的田园,坦荡荡清澈可爱,而大庄主谢灵运则显得不知隐中三味。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或许只有后来的杜甫,能够像陶渊明那样在贫瘠的土地上搭建起令人着迷的诗意小庐。他们是那样惊人相似地怀着感激之情去爱生活、爱亲人、爱家园,爱自己酿的酒、自己种的麦、自己采的花,爱一束来自大自然的神奇光芒,爱每一个转瞬即逝、永不再来的时刻;他们同样感受着幼子在侧的天伦之乐,与农人披草往来,共话桑麻,与故友在家中“奇文共欣赏”,乃至他们都有携全家老幼远游的计划……他们的沉重与轻盈都与脚下的土地紧紧相连,他们对家庭、亲友、邻人及至周围世界一花一草、一鸟一石温情脉脉,无不展现出一个栖居在母亲一般厚德的大地上的农夫儿子的真诚与老实。

  王文岭先生有段话说得好,在陶渊明的笔下,田园一切有生命与无生命的景与物,都富有诗情画意,都是在自然而然中被诗化了。田园被诗化,劳动被诗化,陋室被诗化了,贫窘的生活被诗化了,即便是死亡都被诗化了。……田园的风物,四季的更迭,人与草木,与鸟,与微风细雨和谐共存,实现天人合一、心物交流,更是诗化了审美境界。

  但这种诗化并不显得虚假,反而坚实有力,亲切自然,富有启发。到此,也许我们也可以像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们那样回答,人之所以畏死,是因为诗意丧失了。(文/郝帅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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