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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以纯学术的立场而进行的书画鉴定纷争(一
2016年11月22日
来源: 杭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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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的书画鉴定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学术而展开的。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张旭《古诗四帖》的真伪争论;《簪花仕女图》的真伪讨论、从《雪竹图》对徐熙落墨花法的探讨等等,都显示了鉴定家们的鉴定观念和学术观点,为后人对这些书画史上遗留下来的经典之作的继续深入研究积攒了宝贵的经验和资料,在鉴定学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1962年,谢稚柳、张珩、刘九庵、韩慎先四人北行鉴定书画时,在沈阳看到了草书《古诗四帖》。经过研究,谢稚柳撰文《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和《宋黄山谷诸上座帖与张旭古诗四帖》,赞同明代董其昌的判断,认为确实唐代张旭真迹。由此又引起了国内几位权威鉴定家的学术争论。随后,启功撰文《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从文字避讳等角度证明《古诗四帖》非张旭所作,其年代应在宋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与宣和之间,决不会是唐代作品,从而驳斥了谢稚柳《古诗四帖》乃唐张旭真迹的判断。此文一出,又遭到了非议。杨仁恺又发表了《唐张旭的书风和他的古诗四帖》,针对启功提出的文字避讳等几点判断依据进行反驳,并举出草书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时代背景、笔法特点,与此卷对比作综合分析考察,结论是支持谢稚柳的观点,是张旭真迹。这场学术争论也持续了好几年,学者们也是各执一方学术观点,据理力争,虽然没有得出孰是孰非的最终定论,但从中显示了书画鉴定界对于作品真伪争辩的严肃又纯正的学术氛围。

    此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以前,鉴定家围绕着一件古书画进行的真伪纯学术辩论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关于唐代徐熙的“落墨花法”以及他的《雪竹图》,就有谢稚柳与徐邦达之争;(注:谢稚柳《徐熙落墨兼论<雪竹图>》;徐邦达《徐熙落墨画法试探》;谢稚柳《再论徐熙落墨——答徐邦达先生<徐熙落墨画法试探>》)关于唐代周昉《簪花仕女图》,有杨仁恺与谢稚柳之辩;(注:杨仁恺《<簪花仕女图>研究》,《杨仁恺书画鉴定集》河南美术出版社;谢稚柳《唐周昉<簪花仕女图>的时代特点》(《鉴余杂稿》,73-75页)、《唐代周昉<簪花仕女图>的商榷》,《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又有张伯驹与傅熹年之探讨,(注:傅熹年《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探讨》,《文物》1978年第11期;张伯驹《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一点浅见》,《文物》,1979年第4期;詹前裕《再说展子虔<游春图>的真伪与年代问题》,《故宫学术季刊》,(台湾)第4卷第3期)……此类的争辩例子不胜枚举。综观此时的鉴定真伪争辩,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几位鉴定学术界公认的鉴定家之间的争论;都是关于作品真伪的纯学术研究与学术争论,无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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