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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的历史和受害者情结
2016年11月17日
来源: 凯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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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Riding The Tiger是一个致力于对当代世界进行分析和评论的网站。2011年11月21日,网站作者加布里埃尔·F·莱昂(Gabriel F.León)撰文,抨击了一些群体利用“受害者情结”博取同情达到其不可告人目的的丑恶行径。文中以法轮功邪教捏造事实被揭穿的事件为例,揭露了其虚伪本质,文中还提到法轮功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受害者”,对入侵整个国家有利用价值,因而被一些图谋不轨的人所利用。

    据说,拿破仑·波拿巴有一次说过:“历史不过是编造的谎言。”事实上,他是对的。历史是在个体的共识基础上产生的。历史是关于过去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的一种普遍的叙述,但他们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不是普遍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不同的。可以说,文字记载的历史不仅仅是对客观事件的记载。从深层次上说,历史是虚构的东西。

    在此背景下,虚构并不意味着叙述的内容完全失实。尽管特洛伊战争是一个历史事件,但荷马在《伊利亚特》(荷马所著的关于描写特洛伊战争的英雄史诗——译注)中,在塑造不同寻常的角色上,虚构的尺度把握得很好。这类虚构的神话,希腊人称之为cause,比单纯的事件报道更具有深意。通过这类神话试图去理解并解释说明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更深的、潜在的内容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因此,历史是更深刻地了解人类状态的一种方式,因为自然规律和人类行为是始终保持不变的。虚构的历史是一种传播世界观的工具,是一种获取上帝和世间万物真理的方法论。

    然而,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历史是可以研究和修订的,但是某些事件是忌讳去探讨的。例如,有个故事在美国学童中广为流传,一个名叫亚伯拉罕·林肯的英雄少年在内战中解放了黑奴,尽管事实是他一再重申从未打算解放奴隶。孩子也可能同样了解奴隶制度、种族隔离和黑人的惨状,却从来没有机会去了解黑人解放军或黑豹党。

    在描写黑人的作品中,受害者的主题在美国人眼中已经成为老套的题材了。一些黑人会责怪造成他们现状的一些社会经济因素,常见的说法是,它可能被指打“种族牌”。自由的媒体当然相当乐意赞同这种观点:黑人是各种社会因素的受害者,并且对于现状,他们无能为力。但至少有一名著名的黑人发言人比尔·考斯(Bill Cosby)指出,他们黑人当中的精神迫害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知识分子的文化氛围所导致的错误。

    激进的女权主义,也依赖于受害者的概念。女权主义的中心教条是每个女人都是受害者,每个男人都是压迫者。尽管现在读大学的女性比男性多,相同的罪行女性通常被判坐牢的时间比男性短,在许多企业和政府部门,有一定配额的工作岗位专门面向女性,离婚法也通常对妇女有利,但对妇女的压迫仍然存在。同性恋权利运动也依靠于看到同性恋者作为臆想的“同性恋恐惧症”的“受害者”。

    今天最不可触犯的历史概念,当然是大屠杀。每个人都知道,纳粹党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命令下,计划并试图杀死所有的欧洲犹太人,他们主要是在奥许维次和特雷布林卡这样的死亡集中营的毒气室里成功地杀死了六百万犹太人。每个人都知道,在这个故事里,信心缺乏仅仅令人惊慌失措算是好的情况了,最坏的情况是遭受囚禁。再者,这个历史主题具有如此之效力,以至于今天的为恶者,无论大小,都被拿来和希特勒作对比,也就是广义上的“法西斯主义”。奥威尔曾经说:“我听说它[法西斯主义]被应用于农民、店主、社会信用、体罚、猎狐、斗牛、1922委员会、1941委员会、吉普林、甘地、蒋介石、普里斯特利的广播、青年旅舍、占星术、狗和其他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的意图并不是来辩论大屠杀的史实性(因为有许多网站为那些觉得好奇或倾向于研究这方面的人提供了不同观点),我们要讨论的是大屠杀里虚构情节的作用。当我们审查现代事物时,它决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在这样的意义上,它是超越现实事件的,大屠杀确实名副其实:据称数千百万人成为了受害者情结的殉难者。

    当然,大屠杀最明显的作用就像是以色列成立的历史一样。在新闻或电影中,我们不断地被大屠杀提醒着,“贫穷、受迫害的犹太人”应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以免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亡。恐惧是一种强大的动力。从奥斯维辛的水深火热中,我们明白了,点亮希望的灯塔,不仅仅是为犹太人,更是为了全人类。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并支持这样一种信念:犹太人被围困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提供避难的家园是他们唯一的生存机会。一个蒸蒸日上的反犹太主义的恐怖之物被到处乱传——不管以色列政府做什么,任何的批评被嘲笑为是走向第二场大屠杀——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心中,总是有另一个“希特勒”在那里,渴望完成第一次没完成的事,所以犹太人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以色列。

    虽然一些人仅仅是出于自然的反应,他们对犹太教人作为一个“种族”,想要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愿望表示同情,但谈到以色列的时候,受害者情结就明显起来了。这种“受害者”的身份允许他们可以做凌驾于其他国家法律规定的举动。例如,我记得在布鲁克林的一个支持以色列人的示威游行,标语写着:“以色列是犹太人的。”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欧洲血统的人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欧洲是欧洲人的”,人们会说什么?

    但是,事实是,对大屠杀历史如神般的顺从使其意义不仅限于以色列。如果我们以大屠杀为例,因为它现在已是事实,它对不同的人仍然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对于一个美国人而言,美国在欧洲的古怪越轨行为,巩固了其世界“好人”的角色。美国人真诚地相信,他的国家把欧洲国家从黑暗中解救出来,解放了集中营,永久地得到了监管世界的权力,击败了法西斯的黑势力。为此,大屠杀成了对美国人的提醒,这样罪孽的事情只有“正直的美国人”才可以阻止。此后,大屠杀又成为了提醒人们在全世界传播所谓的“自由”和“世俗民主”观念的必要因素,否则另一个“希特勒”又会产生。这也许是真的,他们并不真正相信真正的民主,但是对于那些无法看清新保守派和世界自由精英们的真正目的的人,“自由”通常是他们热烈欢迎的借口。因此,美国心态是以色列心态的普及版(他们也只是口头上支持如“民主”一样模糊而崇高的思想)。此外,对于现代美国的政治家们而言,不管在伊拉克、伊朗或其他任何他们认为是异端或者暴虐的政体中,总有某些“真正的受害者”(通常为某些特定的少数民族、妇女、极端的左派异议人士或同性恋者)需要被解救。比如,称北朝鲜境内存在毒气室和集中营,这类宣传甚广;反对中国的宣传,称中国境内有秘密火葬场,而这是法轮功邪教造的谣(许多中国评论家已经揭穿这个谎言),等等。

    当然,一些群体像巴哈伊邪教、法轮功邪教、北朝鲜持不同政见者、藏传佛教徒、伊拉克或伊朗的无神论者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受害者”,对入侵整个国家有利用价值(或至少可作些武力威胁)。许多其他的群体,如波尔人、津巴布韦的白人农民、伊拉克人等等被认为是“无价值的受害者”。通过这种方式,受害者情结,由世界自由的精英们所引领,成为了众多邪教拥有的清晰特征:一种对立的你我对抗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种受害者情结形成了今天的世界。寻找这些“有价值受害者”(同时忽视“无价值受害者”)已成为自由主义精英们作为他们为自己的干预政策辩护的一种方式。从寻求“世界和平、自由、民主”到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制定社会方针政策,对于那些将受害者情结归属于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的人而言,受害者情结的概念已成为重要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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