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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酸果蔓味儿的中国邪教法轮功《艺术是邪教的工具,邪教是政治的工具》第二章
2016年11月06日
来源: 凯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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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酸果蔓味儿的中国邪教法轮功《艺术是邪教的工具,邪教是政治的工具》第二章

    核心提示:本文选自乌克兰全国记者联盟的成员格雷戈里·格洛巴文集《艺术是邪教的工具,邪教是政治的工具》第二章,作者强调了中国佛教协会对法轮功组织的定性,并通过对其展览内容的详细分析,揭示了法轮功组织企图利用艺术操纵人们思想的邪教本质。该文集于2014年3月29日在乌克兰知名反邪教网站“乌克兰邪教信息网”文学版上发表。

    第一章:艺术是邪教宣传的工具

    基辅国会议员和其他观众一起观看了展览,一些电视台对此展览给予褒奖。显然,组织者给乌克兰知识分子呈上了自己的食物,这些食物上还浇了他们最喜欢的汁儿——“古老的中国精神实践”、“外来东方文化”、“人权捍卫者”和“血腥的独裁镇压”。

    斯拉夫人非常喜欢嘲笑顽固地在红场上像北极熊一样走来走去的美国人,而俄罗斯人自己却整年戴着印着红星的护耳皮帽,但是谁曾料到神秘的中国人某天突然真的像熊猫一样在天安门广场上走来走去。

    二十年=古老?

    “古老的中国法轮大法”是被一个在贸易公司做保安的退伍军人、失败的小号手李来(别名李洪志)于1992年“重建”的。问题是,在中国或者其他东方国家没有任何一本书记载过这种大法或者练习方法,也没有任何一位气功大师练习和教授过法轮功。大师自己是这样解释的:“我们法轮大法是佛家八万四千法门中的一法门,在我们这一次人类文明历史时期从来没有公开传出过,但是,在史前一个时期广泛度过人。”(《转法轮》,第一讲)。援引“世纪天机”也无法否认这个简单的事实:李来“重建”的这个大法从未存在过。

    不需要成为合格的东方学者和佛教信徒,就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李来所描绘的在佛法四周围绕着的佛教圣人和天使的场面是否真实?是否真正符合佛法和“古老的中国精神传承”?李大师追随者中的讲解员这样回答:“当然,这是肯定的,只是人们对于传统佛教的理解不同。”

    1998年,也就是法轮功出现六年后,中国佛教协会举办了关于法轮功的论坛,宣布法轮功违背佛教理论,它的错误学说也完全是异端学说,此后一年半未获得中国佛教协会认可。

    随后信徒遍及28个国家的新加坡佛教总会在台湾举办了“佛教佛法研习全球论坛”,宣布孤立法轮功组织。

    新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于2003年发表讲话称:“法轮功打着佛教的旗号来迷惑群众,佛教界对此表示坚决的抵制。”将谁视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领袖,是80高龄的一诚长老,还是自我标榜的“伟大导师”李来?这个问题归结于个人兴趣爱好。然而,全世界都认为这种“中国传统练习”是中国的,但中国对其予以取缔;全世界都认为这是传统的,但所有佛教国家均不认可。

    东方文化与美国文化

    在书评里有许多让人感动的话:“非常有意思,了解了新的中国文化”,“更多的了解了中国”,“了解了许多关于中国修炼的新东西。”

    每一位大师都会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和途径来表达自己的精神世界。在“真、善、忍——天赐的艺术”展览上,大部分作品完全是按西方的方式完成的——运用的都是油画材质、油画颜料和现实主义。而收藏在故宫的传统国画“写书法的姐姐”、“工笔画”和“写意风景画”——王维和齐白石的作品并不是他们灵感的来源,“文房四宝”也不是他们的工具,他们不遵循摹写和用笔的规范。在这里,任一作品的形式和内容都带有他们自己的特点。

    查封,搜查,严刑,死亡,疼痛和磨难——这些就是所有展览作者们想展示给大家看的现代中国。展示在您面前的不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之一的发展中的大国,却像战争中的柬埔寨或者沦陷的越南,试想一下这是何种感觉。

    当然,我们也不能认定法轮功艺术家们仅仅知道几种颜色。悬挂一旁的字画上写着:生活中也有光明、意义和理想。这些带着高尚友爱面孔的人们一直就在我们身边,伴着天使般的语言招牌在世界各处——灯火通明的地方,挂有星条旗的摩天大楼旁——专心练习法轮功。法轮功追随者在纽约、华盛顿和蒙特利尔等地的大道上游行示威。

    内容决定形式。事实上,比起中国柔和的矿物颜料“诗意”绘画形式,西方生动写实的调色板绘画更适用于海报和朗朗上口且充满恶意的漫画。

    在基辅展出的27幅画中,9幅是展示法轮功练习,18幅是展示“血腥体制镇压”,想要传达的除了“法轮功很好,共产党不好”外再无其他。值得人们关注的中国历史、现代化、宗教、文化、科学和经济都没有展示出来。这不足为怪,法轮功专家们认为他们的宣传不仅仅是反共的,而且还必须是反中国的。基辅——一个引人注目的城市,有大量中国人聚居,不仅有当地大学的留学生,更有常住乌克兰甚至加入乌克兰国籍的人(这些人政治上与中国是独立的)。正因如此,尽管到处都在宣传这些所谓“中国”文化展览,乌克兰政治和中心电台记者也参观并支持类似展览,但是参观者以及在书中写评语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华人。

    那些在城市乡村展览的文化艺术品只不过是复印件,真迹收藏在纽约的一个画廊里(那里就是李洪志公馆所在地),而这些画作的作者却是美国和加拿大公民。

    至于那些给乌克兰观众讲解加拿大画家带插图的“古老中国文化”和“中国现实情况”画作的讲解员——您得承认,如果用写生画的语言表现出来,那么这些画作里边就没有萨尔瓦多·达利(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擅长把梦境的主观世界变成客观而令人激动的形象——译注)的风格了。

    现实主义者李大师

    当然,殖民国家影响下的西方化,包括文化西方化,在清代就开始出现。有关法轮功所谓“艺术”与东方文化的关系,应该客观的说一说。朝鲜艺术家早就明白现实写生对宣传工作的力量,不过在脱离公共政治而将主题转移到山水森林写生“早晨清新国家”时,回归到了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刻画。

    尽管朝鲜对延续革命的思想存有信念,但是法轮功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对传统中国地主的鞭子格外怀旧。如果这些油画挂在一起,观众未必能够发现区别。这里孩子们可怜的表情显得早熟。而来自各个大陆的进步社会活动家对伟大领袖金日成及其鲜明的意识形态表示支持。有些巧合不可思议,迫使我们开始怀疑法轮功政治工艺师露骨的风格:在朝鲜的反战示威中,女儿拿着父亲的照片,上面写着“美国杂种杀死了我爸爸”(1983年);而法轮功成员在美反华游行中,一个小姑娘手持宣传画,上面写道“因为信仰的杀戮”(2005年)。将“因为信仰的杀戮”场景与宣传美国人战争罪行的图片对比,可以发现二者惊人相似。

    此时谈抄袭也许为时过早,耸人听闻的是尽管意识形态是针锋相对的,但是李洪志大师“艺术”结晶与之竟是一模一样……

    然而,流亡“法轮艺术”和朝鲜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朝鲜画家作品除了展示节日游行、参观伟大领袖雕塑和抵御外敌阴谋斗争之外,也展示普通人的生活——孩子们玩耍和上学,大人上班,种植和收获水稻,修建工厂,组建家庭,年轻人的窃窃私语,姑娘们的腼腆微笑,以及一泻千里的白头山瀑布。

    在法轮功展览中却看不到类似的作品——除了邪教思想以外再无其他了,我们也看不出画家想跟观众分享什么。这好像比朝鲜多次痛斥西方“国际社会”艺术更加具有意识形态化的特征。也许,这正是“世界知名”法轮功组织的手段之一。

    红色威胁回来了

    尽管法轮功习练者积极否定自身行为的政治性,但李大师的追随者们按照原则——口头上不承认,实际上正常进行——开展工作。那些已上钩、愿意继续听听所谓真相的人,在展览期间会收到无数四处散发的匿名政治小册子《九评共产党》。其他城市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是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亲眼所见的一切让我体会到法轮功习练者们的肆无忌惮。

    反共产主义的那一套说辞很容易得到右翼人士和自由主义者的理解,西方国家民众受冷战期间“血腥共产党”宣传教育的影响,更是不需要其他证据就对此全盘接受。反共宣言就是欧洲读者认可的可靠证据,也是法轮功信仰被西方民主价值观所接受的标志。

    正因如此,法轮功在其政治宣言中总是使用“共产党中国”这样的标签(李洪志称之为“凶残的政党”、“不道德的党”)来解释与中国执法机构、法院之间的不愉快,应对来自中国的记者、医生、科学家、宗教领袖、普通大众以及海外华人的批评。然而,根据他们的说法,除了境内的中国共产党,那些不想吹捧法轮功的西方媒体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走狗,是迫害、镇压、折磨法轮功成员和实行种族灭绝罪行的同谋。李洪志称,“所有国家的媒体都被中国共产党收买了”。禁止邪教法轮功“文艺节目”演出的剧院,即使坐落在丹麦或者希腊,也是听从中国共产党指挥的;中国共产党的触角无处不在,海外成千上万中国留学生就是其密探。与法轮功习练者接触时,我曾试图去证明什么,后来想明白了。按《大纪元时报》的说法,“就连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也是共产党的傀儡”,可见他们这种偏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无需与其争辩,他们已经无药可救了。

    无所不在的邪教组织应该为世界上所有罪恶负责。其成员的精神世界是邪恶的,具有动物凶残的特征,毒辣狡猾,无所不能。如果我们没有打击这种邪恶势力,不在精神领域对其加以遏制,那么它早已控制了整个世界。如果有人认为我是夸大事实,胡言乱语——请阅读《九评》和李洪志会议讲话材料。我建议所有对此感兴趣的人认真研究文本材料,特别是那些相信法轮功完全无害的“自我完善系统”并表示支持的人,还有仅仅通过传单上描述的五个呼吸练习以及所谓受迫害无辜受害者的故事了解该教派的人。

    必须提醒大家,接受他们的写作风格对心理是一种考验。“一群恶棍,害群之马,失心疯,恶心的幽灵,毒害道德,可怕丑陋的生命”——宣传单上反复运用这样的词语。而整个《九评》一共有250页,处处都用这样类似的字眼宣传“真善忍”思想。

    中国外交使团履行工作职责,递交照会,分发揭露法轮功罪行的官方资料,保护本国形象免受法轮功脏水的泼污,这一举动又被法轮功解读为“共产党向独立国家施压”。习练者称我笔下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报道,资料来源都是有特殊通道的(我应该单独感谢他们哈)。

    显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生活更加复杂,有时会黑白颠倒,比如说“执政党不好而法轮功好”。虔诚的法轮功成员有所不知,当代中国政治阵营中有八个民主党派的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权机构中任职,从其他侧面形成了反“新左派”的阵营,“新左派”批判中共过度偏向资本主义,会造成资产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均。

    奇怪的是,根据一些俄罗斯汉学家的说法,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一种直接背道而驰的情绪造成法轮功注定与广大的中国社会阶层格格不入:“至于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类似法轮功这样的亲美主义运动显然不可能不在这个国家的人民中引起强烈反感”(摘自拉伯克施威利《法轮功问题背景下的中美政治关系》——译注)。

    众所周知,正是1999年间中国签署了取缔法轮功的决议,从此妄想成为新中国精神领袖的李洪志才被迫转移到美国的唐人街继续鼓吹自己的学说,组织游行示威,并给自己戴上一顶不追求虚荣和心胸开阔的高帽(事实上,1998年,李洪志即私下运作到了美国,给自己提前准备了后路——译注)。

    在招募“反共运动”成员时,法轮功往往打着新宗教运动的幌子。随着传统宗教领导者的定位越来越面向社会大众,要求法轮功组织提供相应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因此在60、70年代,随着贫穷拉美国家天主教神职人员“解放神学”左倾思想的盛行,新教徒的传教士(具有超凡能力的人)在这些地区的教堂中明确宣扬反动的亲美主义思想。在远东地区,法轮功组织出现之前最著名的是韩国的统一教,1961年军事政变后依靠韩国秘密警察经费与红色威胁作斗争。顺便说一下,这位已故救世主的追随者们至今仍在乌克兰一些城市招募年轻成员。

    这些组织对其领导者近乎狂热的忠诚,对所鼓吹教派学说的信仰仍然有其明显的缺陷。其中,用宗教神话的思维来代替人们的逻辑思维必然会影响宣传效果,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引起非宗教界的嘲讽。

    将反马克思主义时期散布“中国红色进攻论”人的真实面目公之于众,这不愧是个好消息。西方“自由经济”的失败之处在于他们明显输给了不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而是按照市场经济固有的竞争规律发展经济的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在资本家更加擅长的领域战胜了他们。2010年夏天,当美国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时,西方资本家仍在滔滔不绝地论述“保护市场不被中国人破坏”的必要性。难道这些政治战略家们不知道他们谈论“红色恐怖”和“血腥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正是不合时宜的哀嚎吗?造成这一切的正是因为撰写了《九评》的大纪元在自己网站上专门开辟一块版面肆无忌惮地发表反华言论,而加拿大的法轮功律师在上面发表了题为《中国——危险的商业伙伴》一文。

    《九评》的前言部分写道:“当您阅读本书时就会明白为何此书匿名出版。”很明显,这是因为就连撰写者本人也为自己的作品感到羞愧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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