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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朱提银”与文物科技检测
2016年10月28日
来源: 杭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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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在浙江大学有机会从事文物鉴定的专项学术研究,当时的思路是,与博物馆书画文物鉴定重“目鉴”与文献考证、艺术风格分析不同,综合性大学如浙大有全国最高水平的理工科学科人才积累,和极强的学科交叉能力与创新思维,因此,应该提倡、鼓励自然科技手段介入书画文物鉴定。当时有过一个比喻:就如病人就医,先要做各种检查如验血、心电图、CT、磁共振、血压血脂指标等等,待支撑数字出来后,再由医生下诊断,出治疗方案并实施之。现在许多书画文物鉴定,基本上有后一阶段的诊断治疗即判定真伪,但却没有前一阶段的各种仪器检测与数据支撑的证明过程,未免缺乏公信力。

  当时最关注的一个例子,即是关于“汉朱提银”的考讹鉴伪经过,它常常被我们用来在授课时举例说明。

  《后汉书·郡国志》载:“朱提山出银铜”,朱提山位于四川乐山犍为南部山区,其银藏纯度为天下冠。在新莽时代,已有明确规定“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值千”。以此论之,犍为出产朱提银的崇高地位,在当时已是公认与共识。

  关于著名传世文物“汉朱提银”,最初出土是在光绪壬寅(1902)。出于洛阳白马寺,有光绪戊戌进士邓邦述题名记述,且指明是“汉朱提”。另一记载则是著名金石学家端方的题记:

  “光绪己亥(1899),余在关中得雁塔所出唐朱提,重五十二两。形质与今方宝略似。今年复从洛阳得此,文字邃古,洵西京(西汉)故物,特椟而藏之。癸卯1903十一月匋斋记。”

  端方在1899年于西安得唐朱提,又于1903得汉朱提,其后经罗振玉、方若等金石学大家题跋,1926年,方若(药雨)以两千银入手“汉朱提银”。1935年,方氏古泉收藏全部转与钱币收藏家陈仁涛。陈迁居香港,“汉朱提银”也流出内地。1955年,风闻陈氏欲出售泉藏,国家文物局又专门派员将陈氏藏泉重金购回,此品也同时回到内地,收藏于北京历史博物馆(即后来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由文物钱币专家认定,“汉朱提银”为一级品、“绝品古泉”,等级地位最高。

  但就是这样一件流传有序、言之凿凿、来历分明且已经被定为一级的“汉朱提银”,在上世纪70年代却被专家质疑。20世纪70年代,钱币专家骆泽民受聘为博物馆鉴定,他的“目验”结论,一是此件的金属构成并非纯银,且大部不是银质;二是“汉朱提银”的文字书体造型非常陌生,并非汉风。他大胆判定此物不会早于明代。对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而言,一级文物忽然从汉降至明,简直是开玩笑,当时双方闹得很不高兴,许多文物专家也大谬不然。而另一疑点曰不是银质,想想连端方、罗振玉、方若皆有鉴跋,总不见得都走了眼,但那可以作金属成分检测。只是,当时检测手段落后,又谁也不敢从这“一级文物”上取样以冒损坏风险。于是此事不了了之。

  20年以后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科学技术部开始引进了最先进的、西方用来检测油画古董的菲力蒲95——DXX荧光能谱仪。这是用光谱、频谱的方式,不需搞损坏性的取样检测即可隔空观照,分析、了解物质成分含量构成。经过对“汉朱提银”的光测,“汉朱提银”构成中并不含银;是由铜、锌和锡、铅、铁等元素构成的合金。此论一出,业内大哗。但再想不通,科学检测的结论却是无可动摇的客观结论。如果“汉朱提银”的成分不是纯银,则犍为银藏之说并无意义,而是汉是唐也无关宏旨了。此外,以纯锡冶炼的技术到明代后期才发达,汉代拥有合金冶炼技术也闻所未闻。至于“一级文物”之誉更是不着边际也。

  即使“朱提银”既非汉物又非纯银,或出于仿制,或失于调包,但它的存在却告诉我们如下一些游戏规则:第一,历代文献考证不可轻信。即使是端方罗振玉方若等大牌也无济于事,这是书画古物考证中文献著录学派要万分小心的。第二,“目验”即凭经验也不一定靠谱。基于个人经验积累的个人判断,即使正确,但只要与习惯的传统结论冲突,不为大家接受,则仍然无法证明自己。骆泽民的鉴定其实正确,但他只凭“目验”,却无法证明自己,还是要等待二十多年之后才有可能真相大白。在此中,“证明”是最重要的关键词也极难达到。第三,鉴定工作重在一个证据链。各项鉴定结论共同支撑一个结论。其中只要有一个证据被动摇,整个证据链就像多米诺骨牌,会全线崩塌。比如“汉朱提银”诸证据链中,只要纯银检测这一环出错,其他各种年代判断、用途判断、流传经历判断、收藏家判断,都无法再成立。第四,科学检测手段必须被引进书画文物鉴定领域。过去我们搞文科的不懂自然科学,不懂计算机图像、材料学、物理工学等内容,只知道凭文献著录、凭“目验”、凭风格样式分析、凭个人经验,却犯了眼光狭窄,不知天下之大的弊病。现在有这样综合交叉的学习研究机会,应该积极应对吸纳釆用之,建立新时代的鉴定学科架构。

  从中国现代考古学在用地层学理论及碳14检测的技术做断代的主要依据,表明中国的艺术考古鉴定早就开始釆用高科技手段介入研究了。只不过,这一进程多停留在个案层面,进展还是相当缓慢,一是既懂艺术又懂科学技术的双栖人才太少,运作困难。二是整个行业的传统思维统辖笼罩,缺乏共识,很难有创新的机会、空间与可能性。但愚意以为,只要坚持做下去,这种以技术检测为依据,科学判断为结论的模型,一定会代表将来艺术考古、鉴定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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