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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农村自治组织在反邪教工作中的作用
2016年10月01日
来源: 中国反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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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曾经是邪教活动的重灾区,1999年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初期,全市练功人数达7000余人,其中80%的练功人员属于农村居民。2009年开始,全能神邪教组织利用“世界末日说”开始大肆传播,2014年排查摸底发现全市全能神邪教人数超过5000人,其中超过80%来自农村地区。经过多年的调查考证,涉邪人员之所以大多来自于农村,主要是因为农村地区社会管理体系滞后社会发展,社会服务保障滞后村民需求,农村自治组织防邪反邪功能不健全、作用发挥不明显,再加上农村居民具有“三缺两低”的特点,即缺能力、缺技术、缺资金,文化水平低、收入水平低,客观造成他们辨识能力弱、从众心理强,从而成为相对的弱势群体,邪教组织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把农村地区作为非法传教的重点。

    一、 当前农村自治组织反邪教工作现状及问题

    (一)村民的自主意识尚未真正确立,反邪教“主人翁”精神不强。农村工作的关键在生产发展,难点在农民增收。与社会各阶层相比,现阶段农民的弱势不仅限于社会资源的少寡和个人收入差距,本质原因还在于实现自主意识能力短缺,主要体现在民主意识短缺、知识能力短缺(法律、文化、生产技能等)、信息获取短缺等方面,从而制约了农民在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主体作用发挥。就反邪教工作来讲,因为广大村民的自主意识不强、自觉意识淡薄,导致他们反邪教的“主人翁”意识缺失,“等靠要”思想严重,参与防邪反邪的主观能动性不强,积极性不高,看不到邪教活动对正常生活秩序的影响和危害,觉得反邪教工作与自身无关。即使家人亲朋陷入邪教泥潭,也表现得顺其自然,听天由命,无能为力,束手无策,很少主动寻求帮助。

    (二)农村软硬环境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反邪教“主阵地”功能不完备。诸多历史原因和多年的城乡发展不均衡,使得大部分农村基层在经济、生态、居住、交通等各类“硬环境”方面还不尽如人意。大量年轻村民外出就学、务工导致农村老弱残孤人群集中,村居自治管理问题较为突出,政令不畅、信息不通、组织观念淡薄等现象较为普遍,特别是多次行政区划调整后带来村居幅员扩大、组织机构人力不足、管理力量薄弱等问题尤为凸显,进而影响农村基层工作“软环境”建设。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体现在农村老百姓对邪教问题的漠视和反邪教基础建设的滞后,作为农村地区反邪教“主阵地”的警示教育基地、工作站、“一墙一窗”等软硬件建设程度和运行质态难以保证。

    (三)农村基层组织的政绩观存在偏差,反邪教“指挥棒”作用发挥不明显。中央、省、市对处理邪教问题高度重视,但承担大量具体工作任务的乡镇、村居等基层组织在认识上大打折扣,普遍认为邪教问题已经不是当前主要社会问题,没有把防邪反邪工作上升到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一些基层的党员干部甚至认为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活动只是零敲碎打,难以形成气候,无需消耗执政资源处理关注。加上基层工作千头万绪,衡量一方政绩的主要指标大多体现在经济指标,开展反邪教工作带来的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低,责任大、付出多、收益少。责权利的失衡,造成反邪教工作在基层的“指挥棒”地位和“一票否决”作用发挥不明显。

    二、 邪教问题易在农村地区滋生蔓延的原因分析

    (一)封建迷信思想较盛、基层管理相对薄弱等客观环境为邪教在农村地区滋生发展提供了“温床”。一是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判断标准都发生深刻的变化,但社会的不定型性和多变性,决定了全社会在短期内难以形成较为统一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同时我国农村长期受宗教文化中的迷信糟粕和敬神情结的影响,封建迷信思想和迷信活动延续至今,万物有灵论、因果报应论等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当一些人在精神、生活、身体健康等方面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习惯于把命运寄托于某些超自然的力量上,结果迷信思想抬头,为极具欺骗性、迷惑性的邪教组织滋生和发展留下了空间。二是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在农村地区已经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家务电器化,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老百姓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对精神文明有了更高更迫切的需求。但是不难发现,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各类“高大上”的文化娱乐设施虽然一应俱全,但和农村群众的生活习惯难以融合,不接地气,造成有场所,没人气;而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提供给群众的文化娱乐设施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把原有娱乐场所另作他用。这些都导致农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枯燥乏味,精神空虚,无所寄托,成为邪教活动的易感人群。三是基层组织管理较为薄弱。基层党组织是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基层党员干部的言行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广大群众的思想和行为。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如今在有些地方,党政干部带头卜卦算命、求神拜佛,这里的群众自然也会迷信成风。还有些地方的基层干部政权意识淡薄,政治敏感性不强,对宗教和邪教分不清,存在不会管、不愿管、不敢管的问题,甚至出现基层党员干部或其家人加入邪教组织,助长了邪教歪风。

    (二)经济文化水平偏低、价值信仰追求不高等主观因素给邪教组织裹挟侵害农村群众以可乘之机。一是农村经济条件相对较低。一方面,生活经济困难为农村群众信教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受诸多因素影响,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的生产力条件相对落后,一些贫困人员发家致富的能力相对较低,有的因天灾人祸导致生活长期陷入穷困,这些人群往往讲迷信、信鬼神,极易被邪教组织所利诱。而邪教组织正是利用人们生活困难、需要帮助和看中实惠的现实需求,施以小恩小惠,博得好感,蒙骗拉人入教,使他们难辩真伪而误入其圈套。另一方面,祛病健身的朴素愿望是农村群众信教的主要诱因。追求健康是人们的普遍心愿,但农村卫生医疗条件相对落后,进城治病代价高昂,导致一些农村群众有病无处医、久病不敢治。打着“治病救人”旗号的邪教组织就很容易乘虚而入,通过散布“拒医不吃药”的谎言,神化练功效果,欺骗患病信众盲目崇拜。深受病痛折磨的群众往往抱着到所谓“神灵”面前试一试的心态,糊里糊涂地参与邪教活动。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组织之所以能够在农村地区得到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迎合了老百姓企求身体健康、消灾避难的朴素心理。二是村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地区许多年轻力壮、特别是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劳动力都外出打工、求学,或从事其他产业,长期留守在农村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社会阅历简单,对邪教认知和识别能力较弱。邪教分子往往通过展示各种“神迹”进行装神弄鬼,蛊惑欺骗。由于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对所谓“神迹”缺乏科学的认知,产生敬畏心理而上当受骗,不明不白的加入了邪教。三是价值信仰追求有待提高。历史表明,邪教往往产生于社会转型期人们价值观念发生较大变化的背景下。改革开发以来,被解放的生产力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对社会心理和民族意识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人们的认知、情感、意志、动机等个体心理活动也随之改变,导致不同利益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价值取向层次化、多样化。而普遍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村群众,在感叹社会关系功利化、冷漠化的同时,公众心态普遍存在无力感,心理免疫功能普遍下降,思想观念处于无所适从、价值信仰处于无归宿的状态,为邪教的潜入留下了精神空间,容易受邪教组织的蛊惑,其所推崇的教主崇拜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群众理想信念上的需求。很多法轮功痴迷人员在脱离邪教组织后很快成为佛教信徒,就是内心信仰需求的直接表现。

    (三)邪教组织本身所具有的隐蔽性、诱惑性和欺骗性是使大量不明真相民众盲目跟风、上当受骗的本质原因。一是邪教具有高度的隐蔽性。邪教组织大都采取秘密结社的形式,形成了一套从上到下、比较完整,与传统宗教完全不同的组织机构和组织体系,其所有的活动均由教主及其控制的最高权威机构指挥,这种以教主为核心的严密的组织体系,为了不引起社会注意和逃避法律的制裁,活动形式异常诡秘、隐蔽。邪教往往打着宗教或科学的幌子,其犯罪活动在发展初期往往难以识别,具有极大的迷惑性,而随着信徒痴迷程度的加深,其犯罪行为往往被信徒认为理应如此,加之其行为通常暗中实施,因此邪教组织犯罪具有高度的隐蔽性。二是邪教具有强烈的诱惑性。邪教教主通过灌输邪说,对信徒进行诱惑并进行“洗脑”,并迅速地内化为信徒的心理意识,激发他们的信教热情和本能冲动,进而丧失独立思考、分辨是非和自主行动的能力,最终为邪教的信仰而献身和犯罪。也正因为这种强烈的诱惑性,邪教能迅速的渗透蔓延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尤其农村地区,它能很快地重新塑造人们的内心世界和价值观,使信徒树立起依恋感和归属感,以及对教主的崇拜感、神秘感和权威感。三是邪教具有极强的欺骗性。邪教形似宗教而实非宗教,虽然它为了谋取合法地位也自称是宗教,常以宗教的面目出现,东拼西凑出一套“教旨、教义”,歪理邪说,讲经说法,但无论它怎样乔装打扮,它都有一个自己无法改变的本质特征,即冒用宗教、气功或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由于邪教组织带有迷信色彩,或者披着合法宗教的外衣,打着治病救人的幌子,对辨识能力较低的群众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他们在无成本受益心理和从众心理的驱使下盲目追随崇拜,再加上邪教具有较强的精神寄托和慰藉心灵功能,导致入教群众越陷越深,难以自拔。一些涉邪群众在受到打击处理或接受系统教育后,才知道自己加入的是邪教。

    三、 发挥村民自治功能、夯实基层反邪教基础的对策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村民委员会自我教育、自我完善、自我服务“三大”自治功能,在农村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中,如果能够充分发挥好这“三大”自治功能,那么,对涉邪人员的防范教育、攻坚转化、回归巩固等难题在基层也就能迎刃而解。

    (一)深化推进基层组织依法治理,切实增强基层群众自主意识和自治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村居),社区服务和管理的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也就实了。这就要求基层组织深入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基层群众自治法律法规,健全完善村居群众组织,推进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和章程自主管理村居事务,使广大群众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中增强法治思维和权利义务观念,提高依法管理社会事务的意识和能力。村民自治反邪教方面,可通过村级组织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功能,使广大群众辨识和抵制邪教的能力大大提高,防邪反邪意识明显增强。如以村民学校和反邪教工作站为载体,经常开展防邪知识、法律法规和科学技术培训,普及科学和法治思想,增强防邪反邪意识。以“崇尚科学、反对邪教”为主题,通过村广播、墙报等形式传播反邪教常识,让村民了解和区分什么是宗教、什么是迷信与邪教。充分挖掘农村本地的文化资源,培养基层文艺骨干,建立农民文艺团队,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引导农民文化生活向健康、文明、科学的方向发展,用积极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体育活动来占领他们的思想阵地,挤压邪教组织渗透空间。发挥邻里之间互帮互助互教的作用,开展“群防群治”、“十户联防”等工作,构建全民参与的防邪网络。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思想共识,打牢防邪反邪的思想道德基础。

    (二)充分发挥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不断完善依法治理邪教法规体系和基础建设。依法治理是依据完备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体系所进行的社会治理,除国家法律法规外,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多种形式的社会规范,对其效力所及的组织和成员都具有重要的规范、指引和约束作用,也是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依据和遵循。就基层组织依法治理邪教问题而言,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框架内,制定完善符合基层实际,适用群众日常行为的反邪教相关市民公约和乡规民约,推动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依法治理邪教问题的法规体系,通过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机制,强化自律意识和行为,促进民主管理、依法自治。比如,根据《刑法修正案(九)》针对修改完善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加大对邪教犯罪处罚力度的五个方面的新变化,再结合有关法律法规,由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提出倡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关规定,召开村民会议,让全体村民代表对防邪反邪的相关规定进行充分酝酿,通过集体讨论,形成符合当地社会实情的村规民约,要求全体村民自觉遵守并互相监督。对于涉邪贫困家庭,要充分挥农村能人、致富能手的帮扶引领作用,带动涉邪贫困群众脱贫解困,走共同富裕道路。

    (三)深入开展多元化、多类型的无邪教创建活动,大力提升基层反邪教工作能力水平。根据不同村居的自身特点和本区域邪教活动情况,制定符合实际、特色鲜明的无邪教创建目标和实施方案,通过开展创建活动,让参与社会治理的基层组织和社会个体全面把握并认真履行在反邪教工作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成为自觉遵守法律、善于运用法律的有效社会治理力量。要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对涉邪人员的回归帮扶功能,积极探索运用社会力量巩固帮教的新途径、新方法,多形式、多渠道关心帮助涉邪已转化人员和思想不稳定人员,减少涉邪反复和重新犯罪,努力实现“已转化的早回归、已回归的不反复”。要科学确定衡量村居无邪教创建活动的绩效评估标准,对基层组织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法治化程度、村居自治组织功能发挥程度和村民自觉参与程度进行量化评估,指导和推动无邪教创建活动深入发展,不断提升基层组织依法治理邪教问题的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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