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正文
脱教者揭内幕:科学教把我推向自杀边缘
2016年09月24日
来源: 凯风网
【字号: 】【打印

    核心提示:2007年6月25日,德国主流媒体《世界报》刊登了一篇关于一位脱离了科学教的教派成员珍妮特·施韦策的回忆录,她在回忆录中讲述了科学教内部战俘营、阴谋、怕说错话的恐惧等内幕。珍妮特·施韦策叙述到:在科学教派待了三年,她被推向了自杀的边缘。

    科学教派在柏林的总部

    人们常会因为被吓到、有恐惧,就想把痛苦的事情忘记,所说出的话经常会与事实不符,但珍妮特·施韦策例外,她要把事实告诉人们。

    施韦策在1989年到1992期间是科学教派的一名成员。之后脱离了该教派。现在她是一名公认的教派分析专家,并在柏林开了一家办事处。

    所谓的“康复项目”实际是监狱

    珍妮特·施韦策曾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如果你再谈论关于科学教的事情,你将会血流成河。”尽管她对这样的恐吓很害怕,但依然站出来,向大众讲述科学教派可怕的精神控制、教派内部的管控和科学教派总部圣山的内幕。

    到目前为止,科学教中的强硬派——也称海派,还生活在圣山。德国科学教的副总裁萨宾·韦伯声称,圣山是一个针对科学教徒的教育机构,她承认那里确实存在一个“康复工程”,为海派成员违反科学教准则时所用,“但可以把它看作是园艺劳动”,韦伯这样说道。而施韦策描述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海派囚犯要执行达数小时之久的艰苦的体力劳动。我看到他们就像战壕里的罪犯一样,白天静默的劳动十二个小时,晚上还要花五个小时来学习科学教派创始人罗恩赫伯特的书。穿着灰色工装服的囚犯,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他们的手臂上还绑有一个绷带,按颜色来分辨他们受处罚的程度。这些人中,带着灰色绷带的人是不允许被探视甚至说话的,一次也别想。黄色绷带就代表:这些人只是轻微的对科学教派不利,在受罚期间可以得到休息。”

    所谓“我感到踏实”的背后

    十多年来,珍妮特·施韦策作为一个教派专家,为警察、教师、反邪教代表和政治家提出建议,她对组织、结构以及目的的了解,对公共部门来说有着非常宝贵的价值。

    珍妮特·施韦策1989年进入科学教派,当时的她在萨尔州的一家建筑公司管理部门工作,在熟人的推荐下,参加了为管理人员制定的科学教派课程。

    珍妮特·施韦策叙说到:“参加了一次课程后,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给我打电话,直到我答应参加他们的培训课程。参加研讨会,出席例会。最初去参加课程时,人们都非常的友好,让人感觉到很踏实,后来,我甚至还带了同事、熟人和朋友到科学教派。在后来的科学教派课程中,我必须要一动不动的用眼睛看着另一个参与者,虽然我对这样一个毫无根据的练习感到怀疑,可其他的参与者包括一些知名公司的经理人都乐在其中,因此我抑制住了想批判的想法。但我忽略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科学教教徒,参加这个研讨会是有目的的。”

    “赚钱、赚更多的钱”

    上个世纪80年代,只有极少数人能加入科学教派做事情。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科学教看似很有知识,对珍妮特·施韦策来说也是如此。她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并在科学教派的引导下,加入了一个钢结构建筑公司,当时称这是“明智的选择”。

    “赚钱、赚更多的钱、让别人也赚更多的钱”这是当时科学教派创始人罗恩赫伯特的口号。钢结构建筑公司为了达到要求,其许多员工每天工作18个小时,但交易额却停滞不前,而该公司负责人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雇佣非法劳工。

    Scientology will in Baden-Württemberg um Akzeptanz werben

    图片来源: dpa

    严重错误

    因为施韦策拒绝洗黑钱而且发现她当时的科学教派头目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第二天早上,她的办公桌上就放着一张写着“马上来圣山”的字条,她意识到了,这和公司的非法交易有关。

    “我被关在了一个长宽都是五尺小房间里,那里只摆着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我必须写下在公司里发生了什么。之后我去了一个有十几个穿着藏青色制服的军官的办公室。他要是签署了这份报告,这件事就表示完结了。但是他并没有签,我认为自己并没有错,我问他原因,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答。又花了数个小时,写了一遍又一遍关于发生了什么事的报告。我必须在所有军官中得到签名,然而我并没有得到赦免。相反的,我被告知要‘重新整顿我的道德观念’。这意味着我要接受处罚: 阅读赫伯特的书,整理信件至深夜。有一次,我不得不从我的积蓄中拿出一万马克来支付一卡车的科学教派书籍。我被指控做错事,经常只允许我在晚上睡不超过四个小时,在第二天的早上又要继续做相同的事情。我累了、绝望了、但却无能为力。有时我只是周末在圣山,有时候要更长一点。每一天都更糟糕的,不仅仅是我。在那里,我遇到了著名的经理,建筑师,艺术家,房地产经纪人,工程师。我看到了男人们下跪哀求,他们乞求赦免,哭的像个孩子一样。他们的眼中看不到未来。”

    体育俱乐部?

    珍妮特·施韦策没有让自己身陷囹圄,她脱离了该教派,拒绝再次回去那里。就像她今天所说,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谈论这段时期时,她感到很困难。她只有强迫自己客观的去谈论。在科学教派期间,她一直没有谈论太多。

    科学教派的萨宾·韦伯说,其实科学教就像你可以在一个自己喜欢的体育俱乐部自由出入。但巴登 - 符腾堡州的科学教专家汉斯回答说:“时间比较长的教派成员,都不可能轻易的离开。这造成了成员过大的心理压力。”

    600马克和“E-Meter”

    在“审计”的过程中珍妮特·施韦策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在与高级别科学教成员的单独会谈中,每个小时施韦策都要自己支付大约600马克,科学教成员会携带一个测谎仪“E-Meter”。“所谓的审计人员就是要从一个人那里把一切信息都获取来。她呆滞的眼神和千篇一律的问题让我处于一种催眠状态。我被问及和多少男人睡过,是否有过盗窃或者偷渡行为,在孩子时期是否有被虐待过等问题,我都如实回答。每次审计后都会感到内疚和崩溃,新一轮的审计又要开始,就这样恶性循环着。”

    压力继续施加而来,珍妮特·施韦策坐数个小时等着另一个科学教派成员的数落。他喊道:“你这只猪、你这个没有用的畜生”。她不允许做出反驳,也不允许视而不见。

    “就这样,我不再一味的反驳而是无视,直到他们做出最终的处罚并将我送出圣山,但期间这些费用还是要我自己支付。”

    短时间内支付出16万马克

    一年半内,珍妮特·施韦策要支付给科学教派16万马克。她花光了积蓄,还得去贷款。有些时候她总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价值了,崩溃了,甚至想到了自杀。汉斯说,很多人的情况也和她相似。

    加拿大社会学教授史蒂芬肯特(Stephen Kent)从世界各地收集科学教派退出者的经历。在美国营地,一些不服从的科学教派成员要在树林或者是沙漠条件下的地方跑数小时之久,此外,给他们吃的食物也很少,他们很容易染上疾病。

    “我收到了死亡威胁”

    “体力透支时,真的只是想和我父母一起休息几天,和他们一起做最好的自己。当我谈论的时候,父母会只倾听不发问,这能让我消除罪恶感。循着这个信念,我一直躲藏着,直到切断了和科学教派的一切联系。但我收到了来自科学派教徒匿名的死亡威胁。还打电话给我的邻居们并编造我的过去,这让我有种赤裸的感觉。”

    “生活质量会在该教派中丢失”

    专家汉斯说:科学教派反复尝试寻找方法,让那些批判者沉默。他自己也有切身体会。“例如科学教教徒公开诽谤我,说我侵犯人权。此外,记者如果写了关于科学教的报道,就会遭到该教派密集的批评。”

    珍妮特·施韦策终于回到了正常生活中。 “在科学教派的这段教训,让我失去了时间、金钱和生活质量。”

    1993年,珍妮特·施韦策建立了Vitem组织,帮助科学教派成员脱离邪教。数百名科学教派成员得到了帮助,并把自身当作活广告来宣传。因为她知道,科学教派是如何对待他们的成员的,她也担心这些心理教派日益发起的新攻势。最近柏林宪法保卫局也开始关注这个群体。对于很多人来说,公众教育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是有一些人陷入了科学教派的陷阱。

    

【字号: 】【打印】【关闭
010070160030000000000000011100001120045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