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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邪教孳生的社会文化根源看反邪教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2016年08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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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建国初期我国政府取谛“一贯道”以后,人们对邪教的记忆逐渐淡薄。似乎邪教已成为历史,中国已经没有产生邪教的土壤了。事实上,建国以来,我国邪教的产生从来没有停止过,进入80年代以来,在我国大地上各种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邪教组织相继从乡村和城市冒了出来,从“呼喊派”、“被立王”到“主神教”和“法轮功”,令人触目惊心。据有关部门统计,8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的邪教组织及会道门,每年以10%—30%的速度增加。其活动呈日益猖獗的态势。且其活动的重心由农村和偏远地区转入城市。法轮功的猖獗重新唤起了国人对邪教的记忆。但是,许多干部和群众对邪教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表层次,甚至认为,同法轮功的斗争是“小题大做”,或者只把同法轮功的斗争看作政治需要,因而没有引起全社会特别是教育部门的重视。原因是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当代中国邪教孳生、蔓延的社会文化根源,因而对邪教的危害性,反邪教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缺乏认识。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当代中国邪教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来论述反邪教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以期把反邪教斗争引向深入。

    一、我国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是现代邪教产生的历史文化基础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邪教组织开始兴起,至世纪之交,邪教已成为世界性的社会公害。但是在我国,邪教似乎产生更早,从元代开始,至明、清两代,我国产生了数百种秘密教门和会道门,其中不少就属于邪教之列。①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政府将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取缔。但邪教在建国以后仍时有发生,改革开放以来,甚至出现了法轮功这样影响巨大的邪教。究其文化根源,我国除了有与发达国家产生邪教的共同根源外,还有自身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这些文化背景至今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存在。

    1、宗教信仰的粗俗性。原始宗教是野蛮人的野蛮宗教,它曾经盛行各种粗俗的巫术、占卜和骇人听闻的食人、人祭、杀婴、巫术裁判等风俗。西方基督教虽然不可避免地保留了原始宗教的一些传统,但主要是吸收和保留其宗教神话传说等思想材料,而对于原始宗教实践领域粗俗不堪、极端野蛮的内容采取摈弃和改造的态度,所以西欧封建迷信比我国少的多。而我国民间则存在着种类繁多的封建迷信,它们是把原始宗教实践领域的极其粗俗和野蛮的内容继承下来,经奴隶主阶级,特别是封建阶级的进一步污染和毒化而形成的。这些低级庸俗的东西是人类愚昧无知的集中表现,是几千年污泥浊水的沉淀。 ②成为邪教产生的温床。

    2、五彩缤纷的多神信仰。在中世纪西方基督教国家只允许人们信仰一种宗教(基督教),信仰一个神(上帝)。其他宗教,其他神教被视为“异端”而不允许存在。中国除了存在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外,同时还存在许许多多民间信仰和封建迷信,形成一个错综复杂,五花八六的社会性的“宗教市场”。封建迷信种类繁多,主要有请神降仙、占课、抽签、算卦、测字、圆梦、扶乩、择日、阴阳抓鬼、法师降神、求神药方、许愿、相面、算命、看风水等等。这些东西极易被邪教所利用。③

    3、实用主义和混乱的宗教意识。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把“三纲五常”直接神圣化为“天理”来崇拜。但它毕竟不是宗教,儒家的所谓“人文精神”无法满足人们对宗教信仰的需要,因此大量的民间宗教和封建迷信就以“心理补偿”的方式出现。苦难深重的民众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一种实用主义和混乱的宗教心理和宗教意识。他们对宗教缺乏专一信仰或皈依某一神灵的精神,临时抱佛脚,病急乱投医,是神就拜,见菩萨就烧香叩头,他们并不认为弄清教门教派和鬼神仙佛的归属有什么价值。在中国民众的宗教意识中,只要有神可求并能够护佑自己就足够了。在中国民众的家中,佛、菩萨、财神、灶王等同时祀奉并不稀奇。在神庙中,玉皇大帝、佛、观音、民间信仰的神同时供奉也屡见不鲜,据说在温州,还有将耶稣基督像也一起供奉的。这就为邪教教主冒充神灵创造了空间。④

    4、持续不断的造神运动。多神信仰以及实用主义和混乱的宗教意识,使中国自古以来进行着持续不断的造神运动,人们不断把神话人物、传说人物、小说人物以及历史上确有其人的明君贤相、圣贤英雄乃至行业能人神化。南宋绍兴四年,宋高宗在明堂祭天,从祀神灵达443位。⑤这仅是官方规定的神灵,民间信仰的神更是不计其数。这种造神运动一直进行到今天。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掀起现代造神运动。时至今日,笔者在韶山就亲眼见到人们向毛泽东像进香,笔者买了毛泽东、刘少奇像以作纪念,可反面却写着“护身符”三个大字。

    中国这种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是历史上的秘密教门和会道门以及法轮功一类的邪教产生和存在的肥土沃壤。在中国历史上,只要有胆大妄为,心怀叵测之徒,编造一个充满神秘主义的故事,杜撰一些那怕是极其粗俗的所谓经文,把自己吹嘘为神,或神的代言人,就很容易使许多人拜倒在他们脚下。例如:

    明代三一教主林兆恩,自称自己是“弥勒下生”。诞生时“所居之房,祥光冲天,异香袭人”。林兆恩还编造许多灵异事迹,借以骗人,他自称路遇明师,授以真诀,又得孔子授以微旨,老子通之以玄,释迦牟尼悟之以空,此后弥勒佛、张三丰、吕洞宾等纷纷下凡各授真诀。这样,林兆恩便神通广大,他法力无边,能呼风唤雨,超度鬼神,驱疫逐魔。很快骗来许多信徒。

    明朝李宾创立黄天教时,自称是普明金光佛(弥勒佛的另一个称号),他的妻子、女儿也自称是佛转世。妻子是普光归圣佛转世,大女是普净古佛投胎,二女是普贤古佛投胎,三女是圆通古佛投胎,骗取了大批信徒,风靡一时。

    先天教第三代教主曹顺自称是释迦牟尼转世,有知人前生的异才,还宣称自己教门中的骨干分子各有神圣的来历,分别是罗汉、海瑞、徐庶、杨业、哪吒、孙悟空、杨四郎、李靖等人转世。许多无知的民众信以为真,纷纷信奉先天教。

    法轮功邪教教主李洪志与历史上的会道门教首采取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手法,他把自己的生日改为农历四月初八,即释迦牟尼的诞日,企图假冒佛祖转世以愚弄世人,神化自己。他有时自诩是弥勒佛降世,有时又谎称自己是唐太宗转世,有时又冒充民族英雄岳飞转世。又编造故事,宣称自己先后得到全觉大师、八极真人、真道子等奇异之人“真传独授”,并编造许多“神奇经历”和神迹。宣称自己是“度人去天国”,把整个人类超度到光明世界去的“救世主”,他宣称“目前,全世界只有我一人在传正法”,“我要是度不了你,谁也度不了你”,自吹比老子、释迦牟尼、耶稣还高,出言便是“经文”,李洪志的这些胡言乱语竟能在20世纪末蒙编了许多人,这不能不说同我国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

    二、现代化进程的文化矛盾为现代邪教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许多农村,小生产仍然占统治地位,不少农民仍没有摆脱贫困。农村宗族势力还相当大,封建宗法社会的影响还存在,有些地方还很严重。前面所说的中国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包括宗教信仰的粗俗性,五彩缤纷的多神信仰,实用主义和混乱的宗教意识以及造神传统,并没有从根本改变,这为现代邪教的产生提供了文化温床。

    尤其应当看到的是,我国现代化进程既带来了社会的巨大进步,也造成了深刻的文化矛盾。这种文化矛盾同历史遗留下来的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相结合,给现代邪教的产生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重要、最深刻的社会变迁,它引起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变。美国科学家兼小说家斯诺指出:“本世纪(指20世纪——引者)以前……‘社会变化’慢到一个人一辈子都看不出来什么。现在,变化的速度已经提高到我们的想像力跟不上的程度。”⑥美国心理学家沃沦·本尼斯也认为:“无论如何夸张,扩大,也无法如实地描述变化的规模和速度……,说实在,只有夸大其词才近于事实。”⑦现代化的发展具有强烈的震憾力,特别是对于刚刚从计划经济体制走过来的中国人来说,简直如梦幻一般,由此引起了强烈的文化矛盾。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在剧烈的竞争中人的命运变的捉摸不定。现代工业的发展,使大批手工艺工人和原先的技术工人的技术,倾刻间变得毫无用处,成为失业者;今天的流浪汉可以在明天成为百万富翁;而昨天的富翁,在后天可能变为身无分文的穷光蛋。面对市场的变幻莫测,人们常常感到恐惧,感到无法驾驭自己的命运,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控制和主宰着自己。所以时下的中国人,信仰各种神灵的人有增无减,许多经商的人都供财神,供菩萨,就是这种文化心态的反映。

    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社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另方面加速了贫富悬殊,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不平衡。国企改革和市场经济的竞争,使许多人下岗、失业,易于产生“无归宿”、“被遗弃”的失落感和焦虑。现代化的发展使我国提早进入了老年社会,老年人一时难以适应退休后闲散的生活,产生失落感。特别是许多退休人员,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无私奉献,晚年却生活困难,难免忧虑苦闷,一些身体不好,生活有困难的老人产生了恐惧感。大量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有的找不到工作,有的工资很低,有的人格上受到歧视。这些人均不同程度地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边缘。故社会学称之为“边缘人”或“边缘群体”,他们往往置于社会分层结构的“底层社会”,其社会地位低下,故社会学又称之为“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帮助,需要精神慰籍,需要情感渲泄,需要心理调适。

    现代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传统大家庭的解体。几代同堂,姑嫂妯娌同桌的大家庭制度已不复存在,代之以三口之家的小家庭或丁克家庭。婚姻也变得不稳定,离婚率日益增高,家庭作为“安乐窝”,“避风港”的功能日益减弱,使许多人失去了在现代社会中唯一的情感依托。

    城市化的发展,使城市人口日益增多,往日的平房大杂院变成了高层住宅楼,住着来自四面八方的陌生人,人们早出晚归,来去匆匆,彼此极少交往和情感交流。在现代大城市中,社会秩序的基础体现是“钟表和交通信号”,人们大都按法律和理性生活,而不重视情感纽带。因此,在大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感到孤独的人比比皆是。物质生活的提高与精神的空虚同步发展,这就是现代社会深刻的文化矛盾的表现之一。

    此外,生态失衡、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社会治安混乱、党政官员的腐败现象等等,也使人面对现代社会经济繁荣而产生种种矛盾心理。

    转型期新旧体制的冲突,价值观念的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社会规范和价值评价体系的空白和混乱,社会的巨变,使千千万万人应接不暇,无所适从,产生了迷失感,许多人越来越难以理解和应付周围的事,患上了所谓“现代综合症”:伤感怀旧,心理失衡、精神空虚、逃避现实、无所寄托、忧愁苦闷、仿徨不安、焦灼浮燥、失落恐惧、孤独冷漠……,据统计,患有慢性精神病人的数字已高达1000余万人。原先似乎属于资本主义专利的买淫、吸毒、自杀、抢劫、诈骗、诱拐、绑票、谋杀等等,在中国也时有发生。“这个世界究竟怎么啦?”成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我该怎么办?”许多人无所适从。在这种情况下,李洪志泡制的“法轮功”这一社会怪胎和毒瘤出笼了。他神化自己,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以炼功健身为诱饵,竭力鼓吹“末世论”、“政府无用论”、“救世论”等等歪理邪说。面对现代物质繁荣背后的种种心理矛盾、困惑、茫然、苦闷、不安和恐惧、传统宗教显得苍白无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宣传和建设也跟不上,于是我国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和现实的文化矛盾相结合,使许多人把法轮功邪教当作填补内心空白的“良药”,把李洪志当作救世主来崇敬。

    这一切都给现代邪教的产生提供了生存的空间,提供了信徒。同时现代社会相对平等、宽松的舆论环境给现代邪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现代社会通讯、传媒的发展给现代邪教的传播提供了手段。

    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滞后为邪教的蔓延提供了思想文化环境

    只要稍许回顾一下我国80年代思想文化战线的情况,就不难发现:法轮功的出现和泛滥,思想文化战线的混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曾经有一个时期,许多报刊、出版社热衷于宣传封建迷信和有神论,介绍看相、算命、风水以及各种神秘术的书籍充塞书店,他们还把看相算命冠以现代名称:预测学;把画符念咒誉为“符号学”;把看风水美化为“环境科学”。据报载有一个县还把看相、算命、占卜视为产业来抓,建立了所谓“算命一条街”,县长亲自到算命培训班讲课,市长请算命先生作贴身顾问。湖南某地一个巫婆装神弄鬼,占卜、算命,十分“验灵”,引来四面八方的信徒,其中不乏党政干部,当地的公交公司增设了一条通往这个巫婆所在小镇的公交线路。文艺界更有许多人不顾社会效果,大肆宣扬封建迷信,格调低下。电影、电视中每每出现看相、算命、测字、圆梦、伤害巫术,而且总是十分灵验。武侠小说和电视剧中的一些派别几乎和邪教无异,有的就是历史上的邪教,却得到一片赞颂,倍受青睐。更有甚者,一度时期,宣传伪气功,“特异功能”更是甚嚣尘上,乌烟瘴气,热衷于伪气功,“特异功能”者不乏党政官员。把文化馆出租,把小学、幼儿园变成神庙,建政府大楼请风水先生等等报导也常常见诸报端。农村的文化市场更是混乱。城市中对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需要、健身需要也关心不够,甚至无人问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法轮功邪教组织被取缔后,思想文化战线的状况有所改变,特别是随着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入,先进文化正在不断占领思想文化领域。但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对邪教的本质和危害并没有引起全社会的普遍重视,许多地区、部门只满足于本地区、本部门没有法轮功修炼者,有法轮功修炼者的部门即尽量把矛盾上交了事。对于宗教与封建迷信的本质区别以及宗教与邪教的本质区别缺乏正确认识。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贯彻落实不够,对封建迷信的打击不坚决,对邪教的打击和批判不力。特别是面对境外法轮功分子在国际反华势力支持下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的宣传和渗透措手无策,被动应对。在农村乃至城市、封建迷信活动仍然猖獗,文艺界不顾社会效应,鼓吹封建迷信者依然不乏其人。

    这一切都说明,要防范邪教的产生,必须大力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建设。

    四、当代国际邪教的泛滥为国内邪教的产生和蔓延提供了外部文化环境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文化形态、价值体系出现危机。传统宗教虽然还有很大势力,但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影响不断下降,难以慰藉某些社会群体的心灵。于是,大量五花八门,五光十色的所谓“新兴宗教”应运而生。甚至传统宗教的神学家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阵地,也在制造种种新神学,以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教会人员在有组织的教会内部一直在尝试新花样”,“上帝之死神学早已过时,接着起来的是一些莫明其妙的缺乏根基的概念,其中包括‘解放神学’”。⑧

    新兴宗教的数量十分惊人,据《国际传教研究公报》的统计,至1997年,世界新兴宗教的信徒达1.484亿。自60年代以来,美国新增宗教团体就有2500个以上。西欧、南欧18国家有1300多个新兴宗教教派。日本目前登记的宗教团体总计多达18.5万个,多数为新兴宗教团体。韩国现存的宗教团体估计有6500个以上,但在政府履行法人登记的只有370个,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相继出现7000多个新兴宗教教派。⑨

    这些新兴宗教大多反传统教义,许多教派规模小,影响有限,自生自灭,有些教派遵守法律,仅仅停留在宗教信仰的范围内,不具有反社会、反人类的性质。但是有些极端教派一意孤行。它们神化教主,实行教权统治,大肆鼓吹世界末日论,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疯狂摧残人权,残害生命,走上反社会、反人性、反人类的道路,成为邪教。邪教是当代国际社会的瘟疫,它们以其极端的、破坏性的、疯狂的、邪恶的活动,制造了一系列令世人震惊的恶性事件,给无数家庭与个人带来了悲剧性灾难。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有美国的“大卫教派”、“人民圣殿教”、“上帝的儿女”、“天堂之门”,瑞士等国的“太阳圣殿教”,日本的“奥姆真理教”,韩国的“统一协会”、“末世教会“等。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特别是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世界迅速向信息社会迈进。国际交往的频繁,现代传媒的发展,使国际上现代邪教的盛行很容易对我国产生影响,对我国现代邪教的产生起摧生和示范作用,加上国际反华势力对我国邪教的支持,更可能助长我国邪教的产生。例如,邪教组织“呼喊派”头目李常受,自称“活基督”;“主神教”头目刘家国自称“活主神”;邪教组织“被立王”的名称,就是由歪曲和盗用《新约全书·路加福音》中“被立”一词而来。该邪教的首要分子吴杨明自称“被立王”,标榜自己是耶稣的化身。他宣称“耶稣已过时,只有‘被立王’才是唯一真神”。上述三种邪教都是直接受西方邪教的影响,效仿西方邪教的。现代西方邪教的共同特点之一是反传统基督教教义,又冒用和歪曲基督教的名词、概念,鼓吹“要获得拯救必须靠活着的救世主”。美国“天门教”教主自称是“天国派来的弥赛亚”,美国“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自称是“基督的化身”,美国“统一教会”教主文鲜明自称是“教主基督再现”等等。

    “法轮功”邪教从内容到活动方式都同西方邪教十分相似。例如李洪志打出的“人体科学”“特异功能”同西方邪教“科学学教会”颇为相似;他鼓吹的“世界末日”论同西方邪教如出一辙;他鼓吹的“消业说”,要信徒生病不吃药,同美国邪教基督教科学派以及另一邪教“耶和华见证人”何其相似;李洪志对信徒的精神控制亦是西方邪教的共同手法。十分明显,我国现代邪教的孳生和蔓延同国际邪教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五、反邪教斗争任重道远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当代中国邪教的孳生蔓延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社会根源、认识根源、国际根源,它决定了反邪教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企图在短期内解决邪教问题,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或法律手段“消灭”邪教,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原有政治体制崩溃,社会控制系统失灵,于是,各种邪教纷纷出笼,邪教势力迅速扩张,严重威胁社会安定和人民的生命。据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检察官纳瓦尔诺夫提供的数字,俄罗斯全国约有25万个家庭因信奉邪教而破裂,将近25万名末成年的孩子因父母信邪教而被遣弃,据俄罗斯卫生和医疗工业部1997年的资料,邪教信徒约有70%为18—27岁的年轻人,其中80%受过高等教育。⑩俄罗斯的事实说明,只要产生邪教的根源没有铲除,在一定条件下,邪教就会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危害社会,危害人民。

    我们之所以说反邪教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是因为邪教赖以孳生和蔓延的各种根源将长期存在。

    我国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是几千年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是不能在短期内改变的。我国转型期由于社会变迁引起的文化矛盾不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克服,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矛盾还有加剧的可能性。由于市场经济的功利导向以及现代传媒的发展,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到来,思想文化战线面临新的挑战。国际邪教的影响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率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可以断言,邪教将是廿一世纪中国面临的巨大困扰。反邪教斗争任重道远,对此,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把防范邪教作为全党和各级政府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重要工作抓紧抓实,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抓好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用先进文化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参考文献:

    ①参见邵雍:《中国会道门》[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参见陈荣富:《比较宗教学》[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牌第238页。

    ③参见陈荣富:《比较宗教学》[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④参见侯杰、范丽珠:“中国民众宗教意识》[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142页。

    ⑤参见李申:《秦汉以降的宗教气氛》[J],载《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1期。

    ⑥转引自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M],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⑦同上。

    ⑧李富华、颜昌友:《美国新兴宗教剖析》[J],载《世界宗教资料》1980年第1期。

    ⑨转引自习五一:《邪教释义》[J],载《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3期。

    ⑩参见陈麟书、陈霞主编:《宗教学原理》[M],宗教文化社1999年版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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