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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学的角度剖析法轮功精神控制的手段
2016年07月26日
来源: 凯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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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李洪志,为什么能把一些知识水平不低的硕士、博士、教授忽悠进法轮功,并全盘接受他的歪理邪说,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李洪志利用了人的需要、从众心理、感觉剥夺、精神催眠、制造恐惧等手段,为此,笔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剖析“法轮功”精神控制的手段。

    一、“法轮功”利用人的需要,诱人上钩

    心理学研究表明,需要是人对内外环境有某种需求的主观状态:人对需要的认识便形成了人行动的动机,推动人们去追求需要的满足:需要越强烈、越迫切、由它所引发的行为就越强有力。

    “法轮功”习练者大多数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在练功前,他们大都是遇到了身体患病、下岗、感情受挫等急需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需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一般难以实现或不可能实现。李洪志迎合他们的这些需要,许诺“法轮功”能“祛病健身”、能摆脱尘世的痛苦,进入“要什么有什么的天国世界”,使他们不知不觉步入邪教的泥潭。如:

    对于身患疾病者。一些人因身患疾病,经多方医治效果不佳,且不堪医疗费用负荷而精神痛苦、迷茫彷徨、甚至悲观失望。李洪志打出了修炼“法轮功”“不需打针吃药”就能“强身”的幌子,又声称“不收学费”。这正迎合了病患者的实际需要。

    对于希望长寿者。一些人本无疾病,甚至身强体壮,但对美好人生的留恋和苦于人生短暂的矛盾,使他们产生了长寿的需要。李洪志告诉习练者,修炼“法轮功”能“净化身体”直至“金刚不坏”的佛体。他说:“人的身体就是在不断地净化,不断地净化,走到世间法修炼最高形式的时候,身体已经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他的身体就是一个不坏的身体了”,迎合了习练者健康长寿的需要。

    对于情感受挫者。一些人在现实生活中有某种主导性的需要,但由于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习俗、家庭以及自身的原因,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造成了障碍或产生了干扰,从而产生了挫折感。这些人往往夸大了社会不良现象或丑恶现象,既深恶痛绝,又深感自己无能为力。由于在主观意识上过度夸大了社会的阴暗面,过度肯定了自己的正直、善良,认为自己是完美无缺的,他们往往由忧虑、紧张、痛苦逐渐发展到悲观失望,并致力于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能解除心理紧张和痛苦的方式。“法轮功”投其所好,极力宣扬所谓的“真、善、忍”,标榜修炼“法轮功”不仅能“净化身体”还能“净化灵魂”,能使人们“消业积德”,到达完美的“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法轮世界”,满足了习练者的感情等需要。

    二、“法轮功”利用人的从众心理,强化痴迷

    心理学认为从众(遵从)是在没有直接强制要求的条件下依从群体压力的行为表现,即在受到他人或团体给予的实现的或想象中的压力时,使自己的行为和意见发生变化,以迎合团体的行为和意见的倾向。在团体中,使成员的行为和态度一致化的压力是不断起作用的。这个压力有时是采取从客观上看得见的形式,如作为来自他人的传播或再三劝说;有时是他人虽无给予压力的意图而本人却觉得有压力。1951年阿希的从众实验证明,至少有32%的人会“受蒙蔽”而采纳众人的错误意见。

    “法轮功”利用人的从众心理,到处宣传其功法的健身效果、其理论的博大精深,导致旁观者或游说者误入歧途,特别是法轮功初期的集体练功和学法,迷惑了很多人:这么多人都会相信应该是不会错,从而误认为李洪志和“法轮功”不会有假。另外部分由于长期锻炼法轮功的动功和在“练功人不得病”的良好心理暗示下,感觉身体、精神舒爽的习练者,他们往往把这些“良好的体验”传递给其他人,使其他没有练功“良好体验”的习练者感到压力,也即心理学上说的“从众”压力,从而迫使他们加强修炼,强化他们的痴迷心理,从而甘愿接受李洪志的精神控制。

    三、“法轮功”通过感觉剥夺,混乱思维

    心理学上有一类著名的“感觉剥夺实验”。这个实验是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在加拿大的麦吉尔(McGill)大学首先进行的,随后迅速发展到美国和欧洲的很多大学和研究所。这类试验的目的是研究在一定时间内的感知觉剥夺对正常人的影响。标准的感觉剥夺试验的设计是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中,实验的条件是:个体主观感觉和社会感觉被完全或部分剥夺。结果发现,持续的感觉剥夺能够产生大脑皮层唤醒能力的降低,酮类固醇激素水平显著上升,并造成情绪、认知和行为等方面的紊乱。在感受剥夺后期,被试者会反应迟钝,思维过程受到扰乱,智力测验的成绩急剧下降,甚至出现“白日梦”,产生幻听、幻视等精神异常现象。

    李洪志控制习练者的修炼过程,是通过“不二法门”、“去执著”、“去人心”剥夺习练者的个体主观感觉,通过隔离习练者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来剥夺习练者的社会感觉的过程,两相对比,我们发现习练者的修炼过程实际已经具备“感觉剥夺”实验的条件。也就是说,李洪志对习练者的控制过程实际是感觉剥夺的过程。

    根据“感觉剥夺”实验的结果,习练者在被剥夺感觉的过程中,外部信息源被切断,他们的“大脑皮层唤醒能力降低了”,原有的知识以及理性被抑制了;而“酮类固醇激素上升”又会使他们对李洪志填鸭式灌输的歪理邪说异常兴奋,造成习练者的片面认知,思维混乱,成为李洪志的精神傀儡。

    四、“法轮功”利用精神催眠,摧垮意识

    心理学认为,当注意力长时间高度集中在一件事物上,如练气功的“意守丹田”、难以入眠时反复数数,或感觉受到外界长时间反复单调刺激,如乘火车长途旅行听到车轮声等等,意识就容易进入催眠状态。一般催眠后会出现以下结果:一是被催眠者由于排除或较全面地抑制大脑里的刺激信息,大脑皮层上的神经中枢基本都处于抑制状态,人会出现似睡非睡的情况,意识保持了相对的纯净,正常的辨别能力、思维能力等被抑制。二是接受新的信息刺激和催眠者的某种诱导,并且随着刺激信息的加强和诱导程度的加深,被催眠者的意识就逐步被施术者控制,直至完全被控制。

    而“法轮功”练功方式的特点之一是练功时间长——每次持续两三个小时,每天早晚两次。此外,李洪志还要求习练者只要有时间就念“经文”,以“加快功力增长”。这就使一些人每天无休止地读他的书、听他的录音、看他的录像。这种长时间反复接受单调刺激的练功方式,使习练者的大脑从早到晚一直充斥着那些所谓“圆满”、“升天”、“消业”、“去魔”等“法轮功”信息。

    大脑皮层接受“经文”的部分自然呈现强烈的兴奋状态,而皮层的其他部分——几十年形成的对客观世界和对自己认知的理性逻辑性部分,则处于被抑制的状态。从而表现为习练者除对李洪志和“法轮功”充满兴趣,对其他事物,包括对自己的亲人、亲情,以及自己以前学习的科学知识,都因为相应部位的大脑皮层处于被抑制状态,而表现为毫无兴趣、木然,甚至反感。这些足以说明“法轮功”练功方式不仅具备了心理学催眠的条件,而且实际上确使习练者的意识进入了典型的催眠状态。

    五、“法轮功”利用恐惧心理,进行控制

    心理学认为恐惧是一种情绪体验,人感到害怕时,或者面对未知的困难和恐惧时,对外界的信息特别敏感,总是想寻求一种安慰和保护,特别希望有人和自己在一起,会想方设法地寻找暗示。

    为此,算命先生和神婆就利用了人的这一心理特点,使不少人上当受骗。算过命的人都知道,不论你算什么,算命先生都会吓唬你,或说有血光之灾,或说流年不利,或有飞来横祸,等等。先让你害怕,然后相信他,接着需要你虔诚地掏出所有的钱财来让他帮你消灾解祸。而邪教也是利用了人的恐惧心理,虚构“世界末日”让习练者感到恐惧,然后再以“救世主”身份使习练者寄希望于他,臣服于他,并且一直跟随着他而不能脱离。法轮功同样制造恐惧,欺骗世人,控制习练者。

    李洪志宣扬“地球爆炸、人类毁灭”,制造恐慌。他说:“我讲了人类社会大滑坡……我们发现人每次在不同周期毁灭的时候,都是处于道德极其败坏的情况下毁灭的”(早期讲法录像);“人如果再滑下去就面临着毁灭,彻底的毁灭,那叫:形神全灭,很可怕!”(《转法轮》);“如果连续的这样爆炸下去,也用不了太长时间,整个的地球就会被解体没有了。”(《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这使得部分人因惧怕地球爆炸而投靠“法轮功”,期望修炼“法轮功”能得到拯救。

    李洪志还宣扬“师父的法身无处不在,监视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控制习练者。他说:“我有无数的法身,和我长得一样”(《悉尼法会讲法》);“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什么他都能做。”(《转法轮》)为此,很多大法弟子相信李洪志的法身监视无处不在,不敢有丝毫违背李洪志的想法和行为。即使在练功中发现了“法轮功”破绽也不敢多想,不敢说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一个“不”字,甚至在李洪志残害生命、危害社会的大量事实面前也不敢承认,更不敢与之决裂。山东省临沂市原“法轮功”痴迷者王纪升在修炼期间也曾对李洪志的“参与政治”前后不一的说法产生怀疑,但惧怕李洪志“法身”的监护,不敢违背李洪志的旨意,就把自己的正确地思想当作“思想业”消去了。

    李洪志用“背叛‘大法’,‘业力返回’,‘魔’也不会放过”来恐吓习练者。他说:“一旦你降为常人了,无人保护你,魔也会取你的性命呀!就是求其他的佛道神也没有用,他们不会保护乱法的人。而且业力也会回到你身体上来。”(《精进要旨》)所以,大法弟子因惧怕“业力”返回,宁肯伤害亲人、违反法律也不敢放弃“法轮功”。

    李洪志跟其他邪教教主一样,虽然不懂得心理学的知识,但却利用了心理学原理搞精神控制,他一方面给予需要的许诺,引人误入歧途。另一方面他又利用从众心理、感觉剥夺、精神催眠、制造恐惧心理等手段,让习练者依赖他,甘愿接受他的精神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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