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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鉴定的辅助依据
2016年07月26日
来源: 中国文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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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印章

    印章是文件上的证明物,是“取信于人”的东西,书画家用以表示确属自己的创作,鉴赏家用以表示自己的鉴别,都是相当郑重的。由于印的质地比较坚固,所以某一家的某些印可以延续用若干年,甚至一生。印虽然会因用久而损坏,但究竟不是每一件作品都新刻一印,而常是若干件书画上同用某一个或几个印,所以从印章的真伪来帮助判断作品的真伪,是有相当根据的。因此前代鉴定家,特别是19、20世纪之际的收藏家曾将印章作为鉴定书画的主要依据。庞元济就非常重视印章,主张逐件画、逐方印地进行比较。例如他所藏的王翚画,印章都经仔细核对过。但我认为印章除了它有可作为依据的一面,还有它不完全足为依据的一面,所以只能作为辅助依据。

    印章本身比使用印章的书画家寿命长。书画家死了,如果印章还在,别人可以将它盖到伪造的书画上去。解放前上海有个画家得到一套戴熙的印章,利用它制造了大批的假画。丁辅之曾把丁敬、金农的印当做收藏章盖在书画上。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有一本法若真山水册,其中有些印章盖在经修补后的破洞上,完全不合乎用印的格式,原来是他的孙子法光祖干的事。以上都足以说明后人可以使用前人的遗印。

    有些书画家所用的印章比较固定,不常更换,容易核对;有些书画家的印章却既多且乱,根本无法核对。这是鉴定书画印章难以为凭的另一个理由。例如沈周就是名画家中印章较乱的一位。他的作品有几幅从各方面来看都可以肯定是真迹,但是印章偏偏不一致。最突出的例子是故宫博物院所藏《卧游图》中画牛的一开,盖在同幅上的两方白文“启南”印,字文、大小相同,但非一印。画家中印章多而乱的不止沈周一人,倘专凭印鉴来断定真伪,那么对他们的作品只好一律否定了。

    印章也有它的时代风格,形状、篆法、刻法、质料、印色等等都因时或因人而异。宋代印章形状种类较多,有钟形或鼎形的,明以后渐渐少了。宋人篆法不严,字体往往臆造,很难辨认。篆法真正谨严,是在清代中叶说文之学盛行以后的事。赵孟頫始用圆朱文,明代出现了文派(文彭),清代出现皖、浙诸派,他们的布局及刀法各有特色。宋的印章有的可能是木制的。赵孟頫有一方“赵氏子昂(省去‘昂’字上部‘曰’)”朱文印,据翁方纲的观察,“子”字篆圈之上,偏左偏右的印边都有微凹才是真的。也有偏左处平正不凹的,那是年代较早,印边尚未发生变动的缘故。他还认为此印是铜质的,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宋人讲究的印泥用蜜印,一般人用水印,油印出现较晚。蜜印、水印色淡而模糊,与油印区别很大。有些书画家的作品流传很少,印章根本无从核对,但也可以从它的时代风格来判断是否可信。画和印章如果都不假,那么二者的时代风格至少不应当彼此矛盾。倘有一幅元人的字,印章却是皖派的刀法,则此印若非后人加盖,就是连字也是假的了。

    在过去的鉴赏家中也有完全不相信印章的,认为它不起任何作用,这也是不对的。因为古人印章传下来的究竟是少数,翻刻造假,在过去不具备照相制版的技术条件下是比较困难的。即使翻刻得好,也容易辨认。因此印章在辅助依据中还是比较重要的一项。

    二、纸绢

    书画凭借纸绢而存在,纸绢对鉴定之重要自不待言。不同的纸绢,有它的不同特点,在不同的纸绢上作书画,便出现不同的效果。书画家各有他们自己喜用的纸绢,以期能更好地表达他们的艺术特点。当然也还与他们当时取得的方便条件有关。例如米芾喜用一种黄色纸(名称待考),刘墉、梁同书等人喜用蜡笺等等。有少数纸只有在历史上某一时期有,而且数量不多,米芾、欧阳修都用过一种白色发灰的纸,只北宋有。一种很白很细的纸也产于北宋,南宋高宗时也还有一些。明大家沈周、文徵明等常用一种白绵纸,质松而容易变黑。正德、嘉靖间有一种近似洋纸的布纹纸,写尺牍有时用,弘历(乾隆)也曾使用它。绢也有很多种。宋画院尤其是南宋中期画院所用的绢,光匀细致,历久不纰,可能是由于经纬紧密,灰尘不易侵着的缘故。明中期有一种粗绢,疏透如纱,张平山常用,有一幅达摩轴就是用这种绢画成的。一般来说,纸绢也有它的时代风尚。宋朝四大书家都用熟纸写字,取其光滑适意,到元朝才有用生纸的。早期绘画多用绢,后期多用纸,这与画法的发展有关。宋代画家如范宽、郭熙、马远、夏圭等,多用水墨烘染,故绢素为宜;元以来的文人画偏重皴擦,用纸便于表现。

    过去,有些国外人士企图通过对绢的研究来解决中国画的鉴定问题。他们做过多次试验,把已经肯定了年代的作品如郭熙《早春图》拍照放大,作精密的观察,但仍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来作为鉴定书画年代或真伪的依据。这是因为古代纺织原料可以长期不变——明代蚕吐的丝和现在蚕吐的丝不会有什么两样——而生产技法也可能延续很久没有改变,所以很可能二三百年间所生产的绢完全是一样的。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同一时期生产的绢,因地区不同、蚕种不同、织法不同,反会有相当大的差别。再说古代纸绢也可以留到后代才被人使用。文徵明、王宠等便用过藏经纸,金农也常用旧纸书画,弘历也用了不少宋纸。近代作伪越来越精,解放前上海曾有人用白棉纸的明版书,切下天地头,泡成纸浆,重制成小幅笺纸,看起来和明朝纸质料一样,不易分辨。所以只凭纸绢的年代、质地来判断书画真伪肯定要上当的。

    但纸绢对鉴定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前代的纸绢后人虽能用,但后代的纸绢前人却绝对不可能用。摸清了纸绢的年代之后,至少能排除用后代纸绢伪造前代书画的那些赝品。

    宋代有些书画现状完好,绢不酥脆,也很干净。如赵佶(宋徽宗)的《听琴图》,马麟的《层叠冰绡轴》(梅花)皆是。但比他们时代晚得多的如蓝瑛和陈洪绶的作品,绢色却往往很陈黯。这是因为原料质量不同的缘故,而保存和装裱情况的差异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解放前有人认为宋代去今年久,不可能有整洁如新的绢本画传下来,所以他将上述的两轴宋画定为伪迹,其实并不正确。质地韧密的藏经纸不也是宋代的吗?只要保存得好,也可以完整无损。我们如能弄清楚为什么某些纸绢可以历久如新的道理,便不会对它们的年代有怀疑了。

    截至目前还没有人对古代的纸绢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有的纸确是唐纸,但我们不认识,是看到了纸上的唐人墨迹才知道的。有很多纸绢我们叫不出名称,文献中讲到的名称我们又拿不出实物。名称、实物,使其一一符合,并通过科学实验,弄清楚它们的质地、性能以及制造方法等等,将是今后书画鉴定学中的课题之一。老一辈的鉴藏家多不注意纸绢,或注意了但没有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所以为我们留下来的知识不多。有的收藏家如晚清的顾文彬认为绢本易坏,并认为绢本的唐宋名迹,确真者百无一二,所以根本不收绢本。这当然是一种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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