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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金银器达世界最高水平 高宗车金贿重臣
2016年07月21日
来源: 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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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金银蔓草花鸟纹高足杯(唐)

  一言以蔽之:在古代社会中,黄金体现了货币、赋税、赏赐、贡奉、赠送、施舍、悬赏、贿赂、赌博等多种功能,影响了社会政治、文化生活。黄金用天赋的色彩描写了生活的诗、历史的事。

  辨别真假金银器有两种方法或两个层次:经验和科学。经验是感受性的,有时是悟性,尽管说不出或说不清道理,经验多了,直觉常常是对的。科学是理性的,以系统的知识为支撑,是可验证的。

  齐东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唐时期考古、历史、文物、美术教学与研究。出版独立撰写、主编、参加撰写的学术专著《唐代金银器研究》等十二部,发表各种论著百余篇,主要包括墓葬制度研究、金银器研究、马具研究、玻璃器研究、丝绸之路研究、唐代陶俑研究和吐谷浑余部历史的研究。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嘉德春节拍卖会上,估价100万~200万元的“明代嘉靖户部造五十两重金锭”以其不菲的经济价值及上乘的形制和工艺吸引了诸多藏家的目光,也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最终,这块金锭以280万元人民币成交,刷新了中国金银锭拍卖价格世界纪录。

  毫无疑义,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与金发生联系:经济学家把金看作是价值尺度,艺术家把它作为精美艺术品的材料,商人把它当成是财富的代表……那么,对历史考古学家来说,金与银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一答案,可以从记者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齐东方先生的对话中得出。

银狩猎纹高足杯(唐)

  唐代金银器达世界最高水平

  记者:春节以来,金价屡创历史新高。可见,“金”这种东西迄今依然有着特殊的魅力与永恒的价值,您认为原因何在?

  齐东方:首先是“金”具有重大经济价值,金币本位制在世界的统治地位长达百余年。金的稀缺程度决定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最高地位。在金本位制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不同国家使用金本位时,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来决定。直到今天仍被世界各国作为重要硬通货储备,是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志之一。

  其次,黄金延展性能好,耐腐蚀,光亮华丽,是制作精细艺术品的良好材料。从古至今都可以看到用金制造的变幻莫测、跌宕起伏的工艺品,在金器物作品上也凝聚了艺术家和工匠的才华智慧,而且影响了人们的审美和观念。

  一言以蔽之:在古代社会中,黄金体现了货币、赋税、赏赐、贡奉、赠送、施舍、悬赏、贿赂、赌博等多种功能,影响了社会政治、文化生活——黄金用天赋的色彩描写了生活的诗、历史的事。

  记者: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中国金银器的产生与发展情况?

  齐东方: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利用黄金、白银,主要制作小型的首饰或其他器物的附属装饰。春秋战国出现器皿类的大型器件,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门类。唐代出现一次发展高峰,宋以后在社会得到一定程度普及。

  记者:据说西汉时期,中国的黄金特别多——如果把文献中关于黄金的记载统计起来,有两百余万斤。但这些黄金在东汉文献记载中就没有了,形成“西汉巨量黄金消逝之谜”的历史悬案。您对这一悬案作何解释?

  齐东方:对“西汉巨量黄金消逝之谜”历史悬案的推测有三种:农民起义使贵族把黄金埋藏起来,后来就失传了;丝绸之路开辟出来之后,中国用黄金购买西域珍宝,大量的黄金外流;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泥金写经、造像涂金,把大量黄金消耗掉了。这三种推测都没有定论。

  现代考古发现西汉墓葬有几万座,但发现黄金很少。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发现西汉时期有大量的鎏金器物,这些似金而非金的器物,说明人们对金的性能和利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记者:西汉的鎏金器物只说明古人对金的性能和利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但我国金银器真正的发展高峰出现在唐代,“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原因何在?

  齐东方:一是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促进了金银器的发展;二是当时政府对金银制作大力支持和妥善管理。唐前期有一个金银作坊院,直接隶属中央官署,它就是做金银器的,把大量的优秀工匠集中到中央,高级工匠不可以“纳资代役”,必须到中央服役,有利于优秀匠人之间的交流。官府里制造器物,材料充足,时间有保障,大大促进了金银器的发展。唐末期有一个叫文思院的地方,专门为皇室制造金银器。法门寺出土的部分金银器带有文字刻铭,反映当时官府的金银制作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有严格的生产责任制。

金凤凰形簪(明)

  霍去病打西域受赏50万斤金

  记者:您曾称金银器为“社会运转的润滑剂”,这是说它能加速社会变革进程还是有其他涵义?

  齐东方:可以说,黄金、白银曾诱发过人类灵魂的丑陋和罪恶,也导致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由于金银器体积小、价值高,因而成为皇帝、官员进行赏赐或进奉的物品。文献记载西汉霍去病打西域回来,汉武帝赏赐霍去病黄金五十万斤;南朝宋曾经赏赐北征的将士,动员后宫将金钗拿出来;唐高宗秘密派人赐金银宝器一车给重臣长孙无忌,向他行贿,腐蚀他,以换取他对立武则天为后的支持。上述例子反映了金银器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参与了政治。

  另外,考古发现的许多器物上刻有文字,直接表明由谁来进奉。很多地方官员为了升官邀宠,把很多金银器进奉到中央来。这种情况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皇帝也感觉到进奉之风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有时会下令禁止。唐玄宗和文宗时期,曾经下令禁止地方向中央进贡金银器。但考古发现在现实中并没有真正落实。用金银制造器物是最好的选择,它能够把具有很高价值的东西变成非常轻便、易于搬运的东西,能够浓缩大量的等额财富的体积,做成器物,又是精美的工艺品。赏赐或进奉直接关系到当时整个社会的运转。

  记者:据说以南方进奉的为最多,是不是和产地有关——《千字文》提到“金生丽水 玉出昆冈”?

  齐东方:是的。8世纪中叶以后南方进奉的金银器土人增多,我举两个例子:9世纪唐朝敬宗皇帝两次向浙西索要金银器物,所需银竟达二万二千四百余两,金一百三十两,数目惊人;王播任淮南节度使期间,三次进献的金银器皿达5900多件。中晚唐南方金银器制作行业的崛起,得益于地理条件的优越。唐代产、贡金银的州府大都在南方地区,全国产金地南方占92%,产银地南方占94%。仅岭南道产金、银之地分别占全国的53%和69%。“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地区既有丰富的金、银资源,又有金银作坊和工匠,加之当时商品经济发达,金银制造业必然得以发展。

  金银器曾任“文化交流外交官”

  记者:虽然金银器只是器物,但它承担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使者”。请简单介绍一下。

  齐东方:汉唐是古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时期,这时期大量外国人到中国,带入他们的物品和文化,在这个背景下,唐朝时出现了一大批外来或中国仿造的新器物,如带把的杯、高足杯、多曲长杯。而唐朝时人们既能从传统文化中移植作品,又能汲取外来文化的一些营养,然后进行新的创造。创新的作品,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在细节上留下了外来文化的印记,如西方徽章式纹样,不仅出现在金银器上,而且大量出现在人们服饰纹样上,还有摩羯,从印度传入中国,成为一种艺术形式。

  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和中国人对金银器的特殊喜爱,最后必然影响到社会生活,影响到人的生活。西安唐墓里壁画人物手里拿的杯子系外来物品,显示了人和器物间的结合,这是对外来文化的一种认同。大量器物输入中国,不但有力地促进了我国金银器制造的发展,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行为与观念。

  造假与辨真

  现代考古学是辨别真假金银器的坚实基础

  关于古代金银器的造假与辨真,齐东方表示:鉴定的道理并不难,就如同我们很容易分辨出一件带有“葵花朵朵向太阳”图案的杯子是“文革”期间的产品,而带有奥运标志的杯子是这几年的产品一样,古代物品也都有时代的印记。现代伪造、仿造的物品尽管有时做得很逼真,但总会露出马脚,因为古代的物品是原创作品,造型、纹样具有精神文化意义,每一种纹样甚至线条都有要表达的目的、有象征含义,伪造、仿造时很难理解、读懂。还有,每个时代都有精神追求,如松、竹、梅、兰很难想象会出现在商周时期的器物上。而且,古代器物经过岁月沧桑,尽管仿造者处心积虑做旧,但如同一位妙龄少女,无论怎样化妆掩饰,也不会达到八十岁老人的面容。

  所以鉴别真伪,有两种方法或两个层次:经验和科学。经验是感受性的,有时是悟性,尽管说不出或说不清道理,经验多了,直觉常常是对的。科学是理性的,以系统的知识为支撑,是可验证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讲述过自己辨别玉器的故事,说有人献给他汉玉,他觉得不对,因为自己是皇帝,拥有很多汉玉,可这个玉不一样。就是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就是经验。但鉴定还要有知识,现代考古学是坚实的基础,大量出土文物已经建立起不同时代、各类器物的演变特征,形成了可靠的标尺,掌握这些知识,再了解不同时代的起居生活、审美特征,就可以进行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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